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政府


长春市社会用字管理暂行规定

市政府令第1号


第一条 为加强社会用字管理，促进汉字（含汉语拼音，下同）使用规范化、标准化，使汉字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社会用字系指书写、印刷、刻制、浇铸等具有公共性、示意性的汉字。具体包括下列用字：
（一）出版物用字。
（二）影视屏幕及演出用字。
（三）计算机用字。
（四）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名牌用字。
（五）注册商标、广告、广告示牌和商品包装等用字。
（六）公文用字。
（七）牌匾、标语、地名、建筑物墙体及各种标牌用字。
（八）各种公章用字。
（九）其他具有公共性、示意性的社会用字。
第三条 凡我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是我市社会用字的综合管理部门，负责全市社会用字的统一管理工作。
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社会用字的综合管理工作。
第五条 社会用字日常管理工作在社会用字综合管理部门的统一监督、指导下，实行分部门管理，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各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应当密切配合社会用字综合管理部门，共同作好社会用字的管理工作：
（一）城建部门要作好牌匾，标语，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名牌，建筑物墙体用字的监督、管理工作。
（二）新闻出版部门要作好出版物用字的监督、管理工作。
（三）文化、广播电视部门要作好影视屏幕及演出用字的监督、管理工作。
（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作好商标、广告、广告示牌和企业名牌、商品包装等用字的监督、管理工作。
（五）政府办公厅（室）要作好公文用字的监督、管理工作。
（六）民政部门要作好地名用字的监督、管理工作。
（七）公安部门要作好各种公章用字的监督、管理工作。
（八）社会用字综合管理部门要作好其他社会用字的具体管理工作。
第六条 使用汉字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简化字应使用1986年国务院批准的《简化字总表》中所确定的汉字。
（二）异体字应使用1955年国家公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的选用字，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所选用的异体字与《简化字总表》不一致的，以《简化字总表》为准。
（三）印刷用字应使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1988年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所确定的汉字。
第七条 使用汉语拼音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字母应使用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所确定的字母。
（二）拼写和分词连写应当依照国家教委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8年发布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规定执行。
（三）使用汉语拼音应同时使用汉字，不得单独使用汉语拼音。
第八条 社会用字不得使用下列汉字：
（一）1986年国家《简化字总表》中被简化的繁体字。
（二）1986年国家宣布废止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所确定的简化字。
（三）1955年国家《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淘汰的异体字。
（四）1977年国家淘汰的计量单位旧译名用字。
（五）1965年国家淘汰的旧字形。
（六）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三项和第七条规定所使用的汉字和汉语拼音。
（七）汉字使用单位或个人自造的简体字。
第九条 书写汉字和汉语拼音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书写正确、规范、易于辨认。
（二）书写行款，横行由左至右，竖行由右至左。
（三）汉语拼音拼写准确，字母书写正确，分词连写。
第十条 下列社会用字可不适用本规定：
（一）整理、出版古籍和学术研究著述、语文工具书中必须使用繁体字、异体字的。
（二）书法艺术作品。
（三）经有关部门批准，依法影印、拷贝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及海外出版的中文报刊、图书、音像制品等出版物。
（四）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鲁迅等文化名人亲笔题写的牌匾、名牌、书名、报头、刊头及亲笔签名。
（五）文物古迹上的汉字。
第十一条 各生产企业产品必须使用汉字的，均应依照本规定使用汉字；违反本规定使用汉字的，其产品一律不得出厂，但其产品因外销必须使用繁体字和异体字的除外。
第十二条 凡不符合本规定的社会用字，各文字使用单位或个人应当在本规定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予以改正；在限期内确实难以改正，经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批准，可暂在醒目位置挂上规范字牌，但在用字载体维修或更换时，应一律予以改正。
凡自本规定发布之日起新发生的社会用字，必须使用规范汉字。
第十三条 社会用字综合管理部门要严格依法办事，加强对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社会用字管理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强化社会用字管理措施，切实使我市的社会用字管理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第十四条 对违反本规定使用汉字的单位和个人，由社会用字综合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其情节轻重，分别予以令其改正、警告、500元至5000元罚款、停止整顿等行政处罚。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3年4月10日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辨

黄忠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摘 要] 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两种并行不悖的责任，因而现行司法解释中不允许刑事案件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是不合理的，应予废止。
[关键词] 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竞合；国家补偿；精神损害赔偿

一、问题的提出：从一个成为众矢之的裁定出发
1999年9月被害人张某向审理被告人刘某强奸一案的深圳市中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损失10万美元。同年10月，深圳市中院以张某的起诉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由，驳回了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其后，张某又于2000年11月向深圳市罗湖区法院另行提起了民事诉讼，请求高达45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罗湖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刘某的犯罪行为实质上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生命健康权和贞操权，直接后果是给原告造成了终生精神痛苦和部分可得精神利益的丧失，并由此致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又因被告的犯罪情节恶劣，持续时间长，原告又系处女，受损害结果严重，法院据此判令刘某向张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人民币8万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上诉至深圳市中院。深圳市中院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于法无据，于2002年12月6日作出终审裁定，撤销一审法院有关赔偿被害人8万元的判决，驳回被害人要求被告给予45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诉讼请求。①
对于这一裁定，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一般群众中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中基本的论调都是针对这一裁定的批评，认为这一裁定不合常理。因为在一个普通的民事侵权案件中，被告可能会承担数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而在一个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却可以不用承担一分钱的精神损害赔偿。难怪有人会不无愤怒地说，这一裁定是在纵容犯罪！它告诉人们，只要将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上升为严重的犯罪行为，便可以不用去承担精神损害赔偿。
二、赔还是不赔:从现行法及相关解释出发
法院的裁定，决非擅断。尤其是对于这一号称“全国首例贞操权案”来说，长达一年多的审理说明，二审法院应该是在充分理解了现行法律的基础上作出的。
（一）现行法的规定：立法的司法不能
《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在此，并未言及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此条，亦未言及精神损害赔偿。因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都认为对刑事案件不用精神损害赔偿。
然而，随着民事法律中有关精神损害规定的出现，对上述法律的理解开始有了分歧。1986年《民法通则》第120条首次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随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几个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可以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的精神。尤其是2001年3月10日公布的《关于确定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理论界认为虽然该解释没有明文规定刑事案件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但认为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由此而提起的诉讼实属文中的应有之义。而且很多法院也都是这样理解该批复的。②
但是，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则又重新回到了2000年12月4日通过的法释（2000）47号《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的老路，而且越走越远。这一解释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报道，深圳市中院便是据此而下的裁定。
从解释论的角度讲，深圳市中院的裁定确定是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然而为什么一个“于法有据”的裁定会成为众矢之的，是老百姓认识有问题？抑或是这一裁定所依据的法律出了问题？摒弃机械的法治观念，坚持从公平和正义的法治精神出发，下文将从立法论的角度对现行法律及相关解释的正当性予以评析。
（二）对现行法的评论
在对现行法的评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去探求一下现行法作如此规定的前提条件。
从逻辑上讲，对于犯罪行为不予精神损害赔偿结论的成立至少要有以下三个前提：一是犯罪行为根本就不是侵权行为，因而无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二是犯罪行为虽是侵权行为，但却不会造成精神损害。因为没有精神损害，那就不可能有赔偿问题。三是即使犯罪行为是侵权行为，而且也会造成精神损害，但这种给予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民事责任应为被告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所吞并，否则会使被告人因一个行为而承担双重责任。
1．犯罪行为是不是侵权行为？
对于侵权行为的认定两大法系都有各自的理论。通说认为，侵权行为是指侵害他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及其利益，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违法行为。[2](P13)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出，并非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可以构成民法领域中的侵权概念。因为犯罪行为虽然都是违法行为，但却并不都是对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侵害。换言之，那些侵害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犯罪行为，则首先肯定是侵权行为，而且还是性质恶劣的侵权行为，从逻辑上讲两者是交叉关系，即犯罪行为中有一部分是由侵权行为升级所致的。因而，不应当否认犯罪行为亦会构成侵权行为的可能性。
作为初步的结论，我们认为刑法中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侵犯财产罪”是两个最有可能涉及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大类，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等则一般不会关涉精神损害的问题。这是由于两者所直接针对的对象不同而决定的。
2．犯罪行为中的侵权行为会不会造成精神损害？
因为既然像诸如强奸、诽谤等犯罪行为符合民法上的侵权概念，那当然可能会造成精神损害。而且从一个生活的常理来看也是如此，因为普通的民事侵权行为可能会致精神损害，那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便无不致精神损害之理。
作为类型化的研究，著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两种可能会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况：一个是以精神损害为直接目的的犯罪行为。比如侮辱、诽谤。二是由于实施侵害人身权、财产权等犯罪，而给被害人的精神带来损害的情况。如抢劫、故意伤害等。对于第一类，司法实践中认定精神损害较易，而对于第二类则应依具体案情予以分析，作慎重认定。
3．刑事责任可以吞并民事责任吗？
在对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竞合的处理方法进行讨论前，有必要对两种责任的区别作一比较，因为若两者内容性质相同，则自禁止双重赔偿和双重责任角度以言，两种责任当无并存之二理，反之则无吞并之据。
作为责任，无论刑事责任抑或民事责任都有强制性，都意味着不利益。然而，由于两者产生的法律依据不同，因而其区别也是很明显的。
（1）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有不同的救济对象。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严格区分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两者中对犯罪行为的评价起决定作用的是其所侵犯的社会关系，即犯罪客体。故我们在探讨犯罪的本质时谓其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而不言及具体的犯罪对象。因为本质上犯罪行为是对正常社会关系的侵害，因而由此而产生的刑事责任便当然是对此的救济，即对抽象犯罪客体的救济。而在民法理论中，侵权行为被视为是一种直接侵害他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及其利益的违法行为。在此，其行为的本质是对受害人的人身以及财产直接侵害，因而由此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则自然是对此的救济，即对具体侵害对象的救济。[2](P30)
简言之，刑事责任所救济的对象是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犯罪客体，这是一种抽象的社会关系；而民事责任所救济的对象是侵权行为所直接侵害的行为对象，这是具体的人和物。
（2）由于两种责任所救济的对象有异，导致其责任性质上的差别。换言之，刑事责任在性质上归属于公法责任，其一般由国家直接予以追究和实现；而民事责任在性质上则为纯粹的私法责任，是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这一点区别于刑事责任是由犯罪人对国家所应承担的责任。[3]
（3）两者在救济目的上也表现出差异。刑事责任设立的目的旨在通过惩罚犯罪分子以达到教育、预防的社会作用。而民事责任设立的直接目的，便是对受害人的补偿。虽然民事责任也当然会产生惩罚、预防和教育作用，但其首要和直接的功能是补偿受害人的损失。这一点在民法理论中是已达成共识的。[1](P38-40)
（4）两者的构成要件不同。刑事责任的成立一般以犯罪人的故意为常态，对于过失犯罪只有在法律有明文规定为犯罪时，才可以认定为犯罪；而民事责任绝大多数是因过失行为所导致的。
概言之，刑事责任的显著特点是被告人因犯罪行为而对国家所应承担的,以惩罚犯罪为主要目的的公法责任；而民事责任则是被告因侵权行为而对受害人所应承担的补偿性质的私法责任。因而，由此而生的当然结论便是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两不相妨，即在适用上应是并行不悖的。从本质上讲，这一认识是合乎立法目的的，立法者制定不同的法律并由此而产生了不同的法律责任。一般而言，这些责任应是相互促进而非相互吞并的。此乃不同部门的法律间协调、配合的当然要求。
既然法释（2000）47号的规定以及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所成立的三个前提都存有疑问，那这一解释的正当性、合理性当属有疑。换言之，对这两个规定及据此而下的裁定的批评就决非是一时的激愤之辞，而是有深刻理据的。
三、赔还是不赔：从公平正义出发
（一）从被害人的角度考察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清楚看出，首先有一些犯罪行为会致精神损害的发生，其次刑事责任并不能够代替民事责任，因而一个当然的结论便是应当允许被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这一结论不会造成被害人得到两次赔偿的结果。因为如上所述，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是对国家的责任，而民事赔偿是对被害人个人的责任，所以刑事责任的承担不能替代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同理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同时承担也不会造成对被害人两次赔偿的问题。
在这里有一种观点需要予以澄清。即在一些情况下，被害人会拒绝被告的单纯金钱赔偿，而言：“一定要将他告上法庭”。于此，有论者便将这种情况作为不予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2](P160) 著者认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且不论这一说法在很多情况下是被害人一时的义愤之辞，单从法理上讲，刑事责任（除自诉案件外）追诉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机关不是被害人，因为在刑事领域中直接的“现身”者是国家。换言之，被害人的所言不具法律意义。当然被害人自己自愿放弃精神损害赔偿，则是可以的，但这已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二）从被告人的角度考察
因一个犯罪行为而既触犯了刑法，从而应承担刑事责任；同时又违反了民法，因而也要承担民事责任。这种责任的竞合，自应归属于法条竞合。依通说，处理法条竞合的原则是择一行之。
那么，假如要求被告人既要承担刑事责任又要承担民事责任是否是对这一原则的违反？
我们认为要求被告人既承担刑事责任又要承担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民事责任并不违反法条竞合的择一处理原则。
首先，法条竞合择一处理原则的适用前提是一违法行为事实所涉及的几个法律条文之间要有相互排斥的关系，即有位阶关系、特别关系、补充关系或吸收关系。这一点在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法理论中都是承认的。③然而，犯罪行为所及的刑法与侵权行为所涉的民事法律并无一般与特别，吸收与被吸收的关系。两者是在不同的层次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因而不能适用法条竞合来处理这种跨法行为的责任承担问题。
其次，从处理法条竞合的原则设立的目的看，其设制主要是防止重复责任和双重补偿。而从本文对于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区分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两者的“聚合”并不会造成所谓的“双重惩罚”问题。因而要求被告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也要背负民事责任，于其并无不公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