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失业保险条例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９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四十三号
　　《河南省失业保险条例》已经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９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９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失业人员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促进其再就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务院《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下列单位（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下简称职工）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失业保险，缴纳失业保险费，其失业人员按照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一）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
　　（二）事业单位及其职工；
　　（三）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
　　（四）国家机关中的工勤人员；
　　（五）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失业人员，是指在法定劳动年龄之内，具有劳动能力，与用人单位依法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并已参加失业保险的人员。
　　第四条 省、省辖市、县（市、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失业保险工作。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和省规定设立的经办失业保险业务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依照本条例规定，具体承办失业保险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失业保险工作的领导，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各级财政、审计、工商、税务、统计、民政等行政部门和金融机构应当协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做好失业保险工作。
第二章 失业保险费征缴
　　第六条 失业保险登记实行属地管理。用人单位应按规定向当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失业保险登记手续，缴纳失业保险费。
　　跨统筹地区用人单位的失业保险登记地，由相关地区协商确定，意见不一致时，由其共同的上一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确定。
　　失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用人单位缴费义务依法终止的，应在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当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或者注销失业保险登记手续。用人单位在办理注销失业保险登记前，应按规定结清应缴纳的失业保险费、滞纳金、罚款。
　　第七条 用人单位按照本单位应参保职工上年度月均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缴纳失业保险费。职工按照本人上年度月均工资的百分之一缴纳失业保险费，农民合同制工人本人不缴纳失业保险费。
　　缴费工资基数无法核定的，按照当地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职工缴费工资低于当地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百分之六十的，按照当地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百分之六十计算。
　　第八条 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缴纳的失业保险费在管理费用或成本中列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缴纳的失业保险费纳入本单位支出预算，在社会保障费中列支。职工个人缴纳的失业保险费从本人工资中扣除，不计征个人所得税。
　　第九条 用人单位应于每月十五日前向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应缴纳的失业保险费数额（包括职工个人应缴部分），经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核准后，在规定的期限内，按下列方式之一缴纳：
　　（一）银行根据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开具的特约委托收款凭证，从用人单位基本账户中划缴失业保险费。特约委托收款凭证由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人民银行统一印制；
　　（二）支票或者现金缴纳；
　　（三）国家规定的其他方式。
　　职工个人应当缴纳的失业保险费，由所在单位代扣代缴。
　　第十条 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应当以货币形式全额缴纳失业保险费。
　　第十一条 失业保险费不得减免。用人单位由于停产、开工不足等原因，暂时无力缴纳的，应向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办理缓缴审批手续，核定缓缴期限。缓缴期限自核准之日起最长不超过六个月，缓缴期限内免收滞纳金。缓缴期满，用人单位应当足额补缴失业保险费。用人单位缓缴期满无正当理由仍不缴纳的，自缓缴期满之日起按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征缴。
　　第十二条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建立缴费记录，连续记载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的缴费情况，并负责其安全完整的保存。
　　用人单位和职工有权按照规定查询缴费记录。
第三章 失业保险基金管理
　　第十三条 失业保险基金由下列各项构成：
　　（一）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缴纳的失业保险费；
　　（二）失业保险基金的利息；
　　（三）失业保险费的滞纳金；
　　（四）财政补贴；
　　（五）法律、法规规定纳入失业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
　　第十四条 失业保险基金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实行省辖市统筹管理，所属县（市、区）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失业保险基金的报账单位。
　　县（市、区）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设立失业保险周转金基本账户，并留足一定数额的周转金。失业保险周转金按照失业保险基金的开支项目和标准使用。
　　第十五条 建立省级失业保险调剂金。省级调剂金按照统筹地区征缴的失业保险基金总额的百分之五计算，由统筹地区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按季度上缴。省级调剂金应当按照失业保险基金的开支项目和标准，在全省范围内调剂使用。
　　统筹地区的失业保险基金入不敷出时，可动用历年滚存结余；动用历年滚存结余仍不敷使用的，可申请省级调剂金调剂，但累计调剂数额不超过统筹地区上缴数额的百分之二百；调剂后仍有缺口的，由同级财政予以补贴。
　　第十六条 失业保险基金用于下列支出：
　　（一）失业保险金；
　　（二）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医疗补助金；
　　（三）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失业人员的丧葬补助金和其供养的配偶、直系亲属的抚恤金；
　　（四）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补贴；
　　（五）国务院规定或者批准的与失业保险有关的其他费用。
　　第十七条 失业保险基金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管理。征收的失业保险基金依照国家规定存入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开设的失业保险基金收入专户，并定期转入财政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共同认定的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统筹地区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依照国家规定开设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专户，并留存一定数额的周转金。
　　财政部门应当根据劳动保障部门提出的意见，在双方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及时将失业保险基金按规定用于购买国家债券或者转存定期存款。
　　第十八条 失业保险基金收支的预算、决算，由统筹地区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编制，经同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复核、同级财政部门审核，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
　　失业保险基金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不得用于平衡财政收支。
　　各级审计机关应依法加强对失业保险基金的审计监督。
　　第十九条 失业保险基金按照国家规定不计征税、费，当年结余可转入下年使用。
　　失业保险基金的财务制度、会计制度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失业保险待遇
　　第二十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
　　（一）所在用人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
　　（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三）按照本条例规定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按照本条例规定同时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第二十一条 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用人单位和本人按规定累计缴费时间满一年不足五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十二个月；累计缴费时间满五年不足十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十八个月；累计缴费时间十年以上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二十四个月。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重新计算，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可以与前次失业应领取而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二十四个月。
　　第二十二条 用人单位按照规定应当参加失业保险之前的时间，视同单位缴费时间，与参保后的实际缴费时间合并计算；按照规定实行失业保险个人缴费制度之前的职工个人连续工龄（扣除已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工龄），视同个人缴费时间，计发失业保险金时与实行个人缴费制度之后的实际缴费时间合并计算；合并计算的职工个人累计缴费时间与其失业前所在单位的累计缴费时间不一致时，以职工个人累计缴费时间为准。
　　第二十三条 失业保险金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确定，并自失业人员办理失业登记的次月起按月发放。
　　第二十四条　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并同时停止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一）重新就业的；
　　（二）应征服兵役的；
　　（三）移居境外的；
　　（四）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五）被判刑收监执行或者被劳动教养的；
　　（六）无正当理由，连续两次拒不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或者机构介绍的工作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条　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可按其享受失业保险金百分之十的标准发放医疗补助金。患有严重疾病确需住院治疗的，经当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批准，可以报销医疗费的百分之七十，但累计补助金额不超过本人十个月的失业保险金标准。获得省级以上荣誉称号或者因社会公益事业致伤、病的，可以享受不超过本人十八个月失业保险金标准的医疗补助金。
　　第二十六条　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其家属凭失业人员死亡证明等有关材料，可以向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一次性的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失业人员死亡当月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可由其家属一并领取。
　　丧葬补助金按照失业人员本人生前七个月的失业保险金标准发放。有供养配偶、直系亲属的，按每供养一人发给五个月，最多发给不超过失业人员本人生前十五个月失业保险金标准的抚恤金。因社会公益事业死亡的，其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可按此款标准提高百分之八十执行。
　　第二十七条　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可以免费享受职业培训、职业介绍服务，其补贴费用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
　　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补贴费用占失业保险基金的比例，不得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失业保险基金收入总额的百分之十。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连续工作满一年，所在单位已缴纳失业保险费，劳动合同期满未续订或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可以向其单位所在地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一次性生活补助金。补助金按其工作时间每满一年发给一个月、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的失业保险金标准计发。
第五章　失业人员管理与再就业
　　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应当及时为失业人员出具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告知其按照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权利，并于终止或者解除职工的劳动关系之日起七日内，将失业人员的名单、档案和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参加失业保险及缴费情况的证明等有关手续报送当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
　　用人单位依法破产、撤销、解散的，由其清算组织或者主管部门向当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及时提交有关材料，并帮助失业人员办理失业登记。
　　第三十条　失业人员应当自用人单位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送达之日（发生劳动争议的，可延长到仲裁或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到当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失业登记，申领失业证。失业证由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统一印制。
　　第三十一条　失业人员办理失业登记后，应凭居民身份证和失业证及时到当地职业介绍机构办理求职登记。
　　第三十二条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自受理失业人员失业登记手续之日起十日内对其失业情况进行审核确认，对符合条件的，核定其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和标准，并开具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单证。失业保险金自办理失业登记之日起计算。失业人员凭单证到指定的银行领取失业保险金。
　　第三十三条　用人单位整建制或者职工跨统筹地区迁移的，失业保险关系随之转迁，并到迁入地重新办理失业保险登记手续，继续缴纳失业保险费。其转迁前后的缴费时间合并计算。
　　失业人员跨统筹地区迁移的，失业保险关系及其应享受的失业保险待遇按规定一并划转，并自转迁的次月起，由迁入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发放和管理。
　　第三十四条　鼓励用人单位招用失业人员再就业。用人单位安置失业人员达到规定比例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减免税的优惠政策。
　　第三十五条　鼓励失业人员组织起来就业或者自谋职业。开办私营企业、从事个体经营或者社区居民服务业的，凭营业执照及其他有效证明，可以一次性领取剩余期限的失业保险金；凭失业证可以享受国家、省有关再就业的优惠政策。
　　第三十六条　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由其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进行管理。
　　第三十七条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符合退休条件的，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移交有关手续，按照规定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按照规定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失业人员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期满仍未实现再就业，需要申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有关证明，并将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期满人员名单提前一个月抄送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对符合条件者及时给予救济。
第六章　组织管理与监督检查
　　第三十八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管理失业保险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实施失业保险法律、法规；
　　（二）制定失业保险工作的发展规划；
　　（三）制定促进就业措施；
　　（四）指导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的工作；
　　（五）对失业保险费的征收和失业保险待遇的落实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九条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失业保险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失业保险登记和失业保险费征收；
　　（二）负责失业人员的登记、调查、统计和就业服务；
　　（三）按照规定负责失业保险基金的管理；
　　（四）按照规定核定、发放失业保险金，落实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五）拨付失业人员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补贴费用；
　　（六）为失业人员、用人单位和职工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七）国家和省规定由其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四十条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根据工作实际需要，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所需经费，包括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和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由财政拨付。
　　第四十一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缴纳失业保险费情况进行检查时，被检查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与缴费有关的资料，如实反映情况，不得拒绝检查，不得谎报、瞒报。
　　第四十二条　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所属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主要负责人实行离任审计制度。
　　第四十三条　用人单位应当每年向职工公布本单位全年失业保险费缴纳情况，接受职工监督。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公开失业保险办事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告失业保险费征收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依法对失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运营情况实施监督。其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处罚种类、处罚幅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条例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　用人单位不按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或者不按规定及时为失业人员转移档案关系，致使失业人员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或者影响其重新就业的，用人单位应当赔偿由此给失业人员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四十七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警告，并可视情节轻重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伪造、变造失业保险登记证或缴费证明的；
　　（二）未按规定从职工工资中代扣代缴失业保险费的；
　　（三）阻挠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的工作人员依法行使检查职权，拒绝检查的；
　　（四）隐瞒事实真相，谎报、瞒报、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
　　（五）拒绝提供与缴费有关的用人情况、工资表、财务报表等资料的；
　　（六）拒绝执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下达的监督检查询问书或限期改正指令书的；
　　（七）打击报复举报人员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八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责令改正；造成失业保险基金损失的，要追回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刁难给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办理失业保险登记手续或缓缴审批手续，情节严重的；
　　（二）违反规定征收失业保险费的；
　　（三）违反规定为失业人员开具领取失业保险金或者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单证，致使失业保险基金损失的；
　　（四）违反规定少发、不发失业保险金及其他有关费用，或者延期支付失业保险金及其他有关费用、情节严重的。
　　第四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挪用、截留失业保险基金的，追回被挪用、截留的失业保险基金；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入失业保险基金；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条　有雇工的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乡镇企业中的城镇职工的失业保险，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７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河南省企业职工失业保险条例》同时废止。



古代中国判例法传统及其启示

周成泓 

（西南政法大学 研究生院， 重庆 400031）

[摘 要]我国有着悠久的判例法传统，其产生原因有三，即经验哲学、贵族精神以及实用主义。由于我国盲目地引进大陆法系的成文法制度，造成了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失落。其解决方法就是实现法律形式与时代哲学的重新统一，引进判例法。
[关键词]古代中国；判例法；启示

一、古代中国的“混合法”传统及其发展历史
（一）古代中国的混合法传统
长期以来，人们，包括许多法学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崇尚制定法的国家， 而对古代中国的判例法却不甚了解。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古代中国除了有发达的成文法以外，还有发达的判例法。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的古代，人们心目中的“法”远远不限于国家认可和审判活动确认的行为规范，那些在生活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客观行为准则也被纳入“法”的范畴，甚至成为最具权威的“法”。正因如此，能够表述“法”这一社会现象或行为规范的文字也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法、刑、礼、律、范、辟、则、彝、度、制、典、事，等等[1] 。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有着“混合法”的传统，即“成文法”与“判例法”的有机结合。具体说来，“混合法”包括两层意思：在立法方面，历朝历代在可能的情况下按照正规程序制定和颁布成文法，而在无现成的成文法可依，或虽有成文法但却明显不合时宜的特定情况下，则通过司法渠道以创制判例法的形式实行局部立法；在司法方面，适用成文法与使用判例相结合，在时机成熟时，再通过立法把判例吸收进成文法中。对此，曾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部长多年的居正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向来是判例法国家，甚似英美法制度”，在民法颁布之前，“支配人民生活的，几乎全赖判例”，“司法向来已经取得创造法律之权威”，“判例势力之伟大，实无可争辩”[2]。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史方面用力甚勤并颇有建树的武树臣先生，则将从西周到春秋的时期称为“家本位判例法”时代，而将西汉到清末的两千年称为“国家本位混合法”时代[3]。
（二）古代中国判例法的发展历史
从判例法的发展历史来看，汉以前是简单援引阶段，由汉迄唐是判例法的成熟阶段，至明清是判例法的发展阶段，其后是其衰落阶段。以下对其作一简要介绍。
从舜时的“皋陶造律”的传说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中国古代的成文法起源于司法实践，律生于例，律是例的固定和升华。春秋时期，晋国叔向抨击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所说的“昔先王议事以制”中的“制”即指沿袭已久的习俗、故事或成例。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封建社会取代了奴隶社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封建统治者们纷纷颁行了成文法，判例法从主要法律渊源退居次要地位，但它仍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
秦朝司吏断狱时，除律以外，可以适用“廷行事”，即以判案成例作为判案依据。汉承秦制，规定凡律无正条者，比附以为罪。《周礼秋官大司寇》载：“若今律，其有断事，皆依旧事断之，其无条，取比类以决之，故云决事比”。“决事比”与秦朝的“廷行事”相类似。不过，其种类更多，应用更广。汉朝的比分为决事比、死罪决事比和辞讼比三类。据史书记载，汉代可以作比附的案例十分繁多。
晋“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自此，例与法联系起来。北齐“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篇首”，称为名例律。
唐朝是我国封建法制成熟与定型时期，法制比较完备，在司法实践中，虽允许法律无明文规定时比照成例断案，但控制较严，并且注意以成文法规范判例法，以免引例破敕、以例害律。
宋初颇重律、敕。神宗即位以后，实行变法图强，法律形式也发生变化，不仅编敕地位提高，而且例也得到发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宋代的例有两种，一为断例，即审判案件的成例，另一为指挥，即尚书省及各部等官署下达的指令。高宗南渡以后，由于刑典的散佚，例的地位更趋重要。宋代各朝皇帝都有编例之举，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绍兴刑民疑难断例》、《乾道新编特旨断例》、《开禧刑民断例》等。至于指挥，就更是浩繁，仅是南宋宁宗年间就达数万件之多。
元朝的法律体系是一个集辽蒙古法、汉法、回回法在内的多元联合体。其法律统一的方式就是在继承本民族法律传统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吸收前朝的立法经验，将一些在审判中形成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判例经国家机关认可，并通过特定的立法程序加以分类汇编，成为统一的法律规范——“断例”，它是成文法与判例法的有机结合。
明代仍然采用以例断案的传统。明朝的“例”主要是刑部针对具体案件做出的判决，并经皇帝以上谕的形式批准，使其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因案生例的原则自此确立并盛行起来。明中后期的《问刑条例》将例提高到与律同等的地位，“以例辅律”、“以例补律”，律是正文，例是附注，例律并行。但在司法实践中，例优先于律。
清朝大体沿袭明朝。清代例的删定、编纂是重要的立法活动，由律例馆负责。修律的主要内容是将具有一般意义的判决提升为法律规范，删除和更正律文与例文、例文与例文之间的重复和矛盾。凡馆修入律之例实际上已被纳入制定法的范畴，成为《大清律例》的构成部分。清朝明确规定“既有定例，则用例不用律”。
自1840鸦片战争始，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陷入了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之中，富国强兵成为整个中国民族的必然选择。为此，清政府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其法制也开始了近代化转型。环视四周，当时的日本是一面改革成功的镜子，而“东洋复采诸西洋”，这就导致了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学理上，中国由日本而德国的“取经”之路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引进日德的成文法势必遏制中国固有的判例法的继续发达，从而中断了“混合法”传统。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新旧法制的递嬗又产生了判例法适用的空间，中国又形成了“国社本位”的“混合法”。但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判例仅具有事实上的效力而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所谓“备参考，供取资”而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一边倒”政策的施行，中国以前苏联为榜样建设自己的国家，法律制度建设也自然如此。而前苏联的法律体制除了其社会主义属性以外，在很大程度上继承的是德国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德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故而前苏联也实行成文法体制；此外，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理解，将判例法看成是资本主义属性的东西而予以批判，判例法彻底地衰落了[4] 。
二、古代中国判例法传统的形成原因
（一）经验哲学与判例法
我国法理学学者谢晖教授以法律所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为标准，将法律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建立在超验哲学基础之上的神启法，二是建立在先验哲学基础之上的法典式制定法，三是建立在经验哲学基础之上的判例式制定法。并且他还认为正是由于判例法与经验理性有以下逻辑上的关联，才导致了在经验基础之上生长起来的法律就是判例法：首先，经验哲学肯定事物间的差异性，而判例法强调对不同事物要不同对待，由此形成了二者间的可契通性。正是由于法官对复杂案件的具体分析产生了具体案例，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了作为一种制度的判例法。然而，具体经验又是如何走出狭隘迈向理性的呢？或者换言说，判例法中所包含的实践理性 是怎样产生的呢？这就是经验哲学对判例法的理性导向作用。其原理是：判例法所体现的是个别理性，而经验哲学所追求的是有关经验的一般理性，要使判例法在人类制度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需要将经验哲学这种更具一般性、普遍性的理论导入，以指导、甚至支配判例法的制作和运作[5]。
正像英国判例法的发达与其经验主义哲学的发达间具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一样，中国古代判例法的发达同样也与其经验哲学的发达间具有必然的逻辑关联。在中国哲学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尊重人们生活经验的智慧应是其基本特点。所以，在黑格尔看来，代表了中国文化最大成就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用也没有的——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6] 相应的，中国的文化是一个权变的文化——对此，李泽厚先生说道：“中国人的吵架，也习惯于由第三者调停、协商，和谐解决，而不重是非曲直的客观审断。所以，礼俗代替法律，国家变为社会，关系重于是非，调解优于判定，‘理无可恕’却‘情有可原’等等，也都成了直到今天仍普遍存在的现象。”[7]
（二）贵族精神与判例法
对于中国古代“混合法”传统的形成，武树臣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先秦的贵族精神为中国古代几度兴盛、连绵不绝的判例法提供了无形的精神源泉。判例法是宗法贵族政体的产物。法官与其他官吏一样都是世袭的。在敬宗孝祖、“帅型先考”观念的支配下，按照父兄先辈的故事办，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于是便形成了“遵循先例”的原则。当时的审判方式是“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临事制刑，不豫设法”，判例是立法的产物，又是司法的结果。
当时判例法产生的社会条件是：社会上存在着普遍公认的法律原则，这在当时就是“礼”；有一批善于在司法中立法的高水平法官；另外，还有一个允许法官独立进行立法司法活动的政治法制环境，即宗法贵族政体。关于第一个条件，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是法、类的根本性指导原则，正是礼为法官的灵活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在宗法贵族政体下，贵族与生俱来的身份因为得到神权和血缘意识的确认而带有无上尊严，从而使贵族个人的品行、好恶、举止、言行无不带有政治性和权威性。贵族个人人格的巨大政治效应使得贵族们非常重视个人品行的修养。此外，“学在官府”的庠序之教履行着干部培训学校的职能。个人修养加上官府培养教育使得他们具有较高的综合人文素质。此外，在贵族们看来，正如他们有权利匡正君主之弊一样，也有权利纠正君主颁布的法。再则，贵族精神崇尚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故而贵族统治者们拒绝接受固定、刻板、统一的行为规范的制约，这就使他们天然地喜欢判例法而讨厌成文法，他们宁愿运用自己的良心智慧和经验，而非刻板地遵守成文法来对案件做出裁决，贵族法官随时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情况创制新的判例，在司法中立法。
历史演进至战国、秦朝，集权政体与成文法的大潮将贵族精神与判例法冲得体无完肤。但是，西汉以后，儒家思想入居正宗，秦式旧法与之不协，加上成文法难以一气呵成。在这种特定背景下，判例法又复兴了——这就是汉代大儒董仲舒始作俑的“春秋决狱”[8]。
除却对奴隶贵族政体作了田园牧歌式的过分的美化之外，应当说，武树臣先生的上述分析是精辟入理的，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判例法产生的原因。
（三）判例法产生的根本缘由：实用性
除了以上原因外，笔者以为，判例法在我国产生和发展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实用”性，即在整个封建社会，大凡在无成文法或成文法不宜于实用之际，优秀的法官便会根据时代的需要，他们或则宣扬“议事以制”的合理性，或则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或则论证判例的重要价值，或则一言不发，把判例结集印行。从汉代的董仲舒到民国政府的法官们，他们都没有片面地推崇成文法，而是立足于人类前行的历史之上，勇敢地从传统习俗中寻找法源[9] 。
“诉讼是一国政治的晴雨表”，法院或法官在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同司法在该国经济社会中的基本作用的定位有关。由于社会国家观的转变，现代法治国家 在司法观上多强调司法是一种“国民福利”，在推行“司法积极主义”的同时，保障每位公民都享有“接受司法裁判”和“接近正义”的权利，最终实现社会的整体正义[10]。 由此出发，现代法治国家一般都实行司法能动主义，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弥合相对稳定的制定法与变动不居的社会之间的沟壑。美国著名法官霍姆斯曾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实用主义法律概念：“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他还认为，逻辑并不是法律发展中起作用的唯一力量，“逻辑形式的背后是针对相互冲突的立法理由的相对价值与轻重程度做出的判断。当然，这往往是未经道出且不知不觉的判断，然而却是整个司法过程的根基与核心所在”[11]。 笔者也以为，我们应当以功能型态度对待法律，要看重法律的实际效用——其衡量标准就是“社会福利”，即单个人生活之幸福的总和。“正义和一般效用,这将是指导我们进程的两个目标。”[12]
三、中国古代判例法传统对我国当今法制建设的启示
（一）现实：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失落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看到，判例法不是逻辑推理的产物，而是人们共同经验的产物，是以人们共同的生活习惯为基础的。黑尔曾经将判例法说成是集体经验积累的仓库，霍姆斯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他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是对于时代需要的自觉与不自觉的感受。”自清末我国法律的近代转型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我们学习大陆法系颁布了大量的成文法（制定法），然而法律施行的实际效果往往难以令人满意。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不过笔者以为，统治者们不顾我国悠久的判例（法）传统——进一步说就是权变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注重实用的民族传统文化，而一味急功近利地仿行大陆法系颁布成文法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这样做的结果除了是制定法虽日渐繁多但却仍不敷使用之外，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道德的滑坡。因为道德是以习惯、惯例为依托的，而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日趋开放，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习惯受变动性的冲击而渐失拘束力，以习惯、惯例为依托的道德的效力也随之降低。并且，自对外开放以来，西方思想的传入，使原有的道德评价体系受到了冲击，道德的单一体系已不复存在，一种多元化的道德体系已悄然而生。就这样，失去了道德依托的法律，其存在顿失依据，违法、避法现象大量滋生，而且违法也并非就是丑恶的，相反，能规避法律倒可能是件荣耀的事情。于是，道德与（制定）法便双双失落了；而且，这种双重失落还处于一种相互加剧的恶性循环之中。
（二）出路：法律形式与时代哲学的重新统一
如何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笔者以为方法就是实现法律形式与时代哲学思想的重新统一。首先，传统思想中的法律应脱离道德的支配，即实现（道德）正义价值的内生（于法律）化；其次，改变单一的成文法律形式。当代各国的法制实践表明，任何一种法源形式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需要其他法源形式的补充和配合才能使整个法律体系良好地运行。当今，在法律形式上，特别是在法官造法上，普通法与成文法已非截然不同，二者的共同点正随着哲学思想的发展、统合而增多[13]。实际上，当今两大法系的差别并不在于是否承认法官造法，而是在多大程度上承认的问题。我国传统思想中的非常道、道的不可言说的思想相当流行，这可以为增加我国法律的灵活性提供思想源泉，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应时应景的判例（法）。另一方面，今时今日，人权、法治的全球潮流以及法本身的内在属性，又使得法的一定程度的确定性成为必需。故尔，制定法也成为不可缺少的法制因素。并且，笔者以为，在当今我国权力腐败包括司法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法官判案应当以遵循制定法为原则，只有当制定法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或者适用现行法律规定明显违反人情事理，显失公平时，法官才可以在依据法律的基本原则、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的前提下，结合实际情况创制法律——判例（法）。总之，笔者以为，我国宜选择“二元”的法律体制，采取以制定法为主、判例法为辅的法源形式，实行严格规则主义与法官自由裁量相结合。
（三）关键：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那么，又如何保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会遭到滥用呢？——时下的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提出这个疑问。笔者以为方法有三：第一，要对认定、变更、撤销判例（法）的组织机构及程序做出明确规定。我们可以借鉴法国和日本的做法，在拥有准立法权的最高人民法院 设立专门的由资深法官组成的判例委员会，专事甄别、选择判例之职能。同时由全国人大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判例法。这样，判例经过判例委员会选择并予以公布后便具有法律效力，下级法院办案时必须遵循，最高人民法院也不得轻易将之废弃。第二，加快法官职业化的步伐，大力提高法官素质。要严格执行《法官法》，把好法官入口关，时下尤其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一些不具备法官资格的人当不了普通法官，但却可以被任命为法院院长、副院长，其荒唐性可以说是无以复加。这种现象如果不予以改变，《法官法》将在实际上遭到废弃。第三，利用程序加强对法官的控制。上述第一、第二点是法官裁判过程之外的控制。程序控制则是裁判过程之内的控制，它在法官日常司法过程中每时每刻起着作用。为了维护法的相对自治性，防止法与社会的直接短路，需要设置一些有过滤效果的中介装置，法律程序就是其中之一。程序可以限制法官的恣意，可以保证法官和诉讼当事人进行理性的选择；并且，与判例（法）机制直接相连的是程序具有“作茧自缚”的效应：经过程序而做出的裁判被赋予既判力，只有通过高阶审级的程序才能被修改；而且，先例机制迫使审判法院在今后的活动中保持立场的一贯性，对同类问题按照同样方式来解决。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缓和立法刚性过强的机制主要是采用法律试行的方案，在一定时间范围或空间范围内强化位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法律规范发展的契机，通过立法与司法的有条件的逆转、认知注意力的集中、反馈机制的利用等方法，来实现法律的动态妥当性。但由于当今我国的立法程序、诉讼程序均不完备，这种做法易生弊端，会导致反制度化的结果[14]。由此就更凸显了笔者于本文中所提出的“二元”法律体制的实践价值。最后，与英美具有发达的司法技术一样，判例法传统在我国虽古已有之，但却缺乏精细的司法技术，因此，道德因素、人情因素就在没有程序控制的条件下与法律直接对接，其结果就是法律的随意化、任性化。因此，要下大力气研究和发展司法技术。

注释：
关于“实践理性”，参见[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0－100页。
作这种转型主要是实行自由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大陆法系国家来说只是缓和其职权主义的问题，谈不上是转型。当然，这里所谓的转型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它并没有根本改变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律传统。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许多司法解释本身已经具备法律规范的要素，并且实际上也起着法律规范的作用，其作用甚至超过正式立法机关的立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