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你“当场击毙”的权力？

作者：许建添　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生


　继今年四月份广州市委副书记张桂芳明确提出“面对砍手党时，干警要敢于开枪，否则是民警的悲哀”之后，六月下旬，湖南长沙警方生重拳出击打击“两抢一盗”，举措之一即在街头挂出“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 “抓获飞车抢夺现行犯罪嫌疑人的奖励5000元”的横幅。这反映了我们的人民警察为了保卫人民（包括我们的人民警察）生命财产安全而与犯罪作斗争的决心与勇气。其出发点是好的，并且取得了一定效果，据红网湖南频道报道，6月11日至7月7日近一个月时间，长沙全市“两抢一盗”案件发案率锐减57.8%。（http://hn.rednet.cn/c/2006/07/10/934673.htm， 2006年7月11日访问）但是， 笔者认为“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存在问题，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发表个人看法。
　　第一，将飞车拒捕者当场击毙，是否有合法依据？许多人都认为，“当场击毙”于法有据。其大都引用的法律依据是《人民警察法》（以下简称《警察法》）第十条的规定：“遇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他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武器。” 同时引用《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九条第三项的规定：“人民警察判明有下列暴力犯罪行为的紧急情形之一，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三）抢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因此草率并且自信地得出结论：对于“飞车抢劫拒捕者”，人民警察经警告无效，使用枪支等武器将其“当场击毙”于法有据。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无论是《警察法》还是《条例》均只规定警察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而没有赋予警察“当场击毙”犯罪嫌疑人的权力。“使用武器”与“击毙”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何以得出“当场击毙”于法有据的结论？况且，《条例》第四条规定：“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原则。”从此条规定看，使用武器的目的是在于制止违法犯罪行为，而且必须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给人的感觉就是对飞车抢劫拒捕者使用武器的目的是“击毙”，而且无需“减少人员伤亡”。试想，都把人家“当场击毙”了，如何“尽量减少伤亡”？《条例》第五条还规定：“人民警察不得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使用警械和武器。”，因此，长沙警方公然对外宣称“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是违法的！
　　第二，从刑事法治角度来讲，“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有违罪刑法定与无罪推定原则。警察要“当场击毙”飞车抢劫者，必然要先判断嫌疑人是否是飞车抢劫、是否拒捕。但凭什么判断嫌疑人是飞车抢劫而不是飞车抢夺？如果嫌疑人实际上是飞车抢夺而警察认为是飞车抢劫所造成的生命损失怎么办？何谓拒捕？逃跑算不算拒捕？飞车抢劫最高院已经在去年下发了相关司法解释，在2005年6月8日开始实施的《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里规定对于驾驶机动车、非机动车夺取他人财物的，一般以抢夺罪从重处罚。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以抢劫罪定罪处罚：（1)驾驶车辆，逼挤、撞击或强行逼倒他人以排除他人反抗，乘机夺取财物的；(2)驾驶车辆强抢财物时，因被害人不放手而采取强拉硬拽方法劫取财物的；(3)行为人明知其驾驶车辆强行夺取他人财物的手段会造成他人伤亡的后果，仍然强行夺取并放任造成财物持有人轻伤以上后果的。从这可以看出，飞车抢夺一般定抢夺罪，特殊情形才定抢劫罪，飞车抢劫与否，还是得由法律说了算。同时，《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了转化抢劫的情形，即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从抢夺罪转化为抢劫罪，应当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抗拒抓捕，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而长沙警方“当场击毙”飞车抢劫拒捕者的条件并没有体现出“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这一重要条件。此外，罪与非罪，同样应当经由法定程序才能确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如果警察在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就定嫌疑人“飞车抢劫拒捕”并“当场击毙”，就是违反罪刑法定与无罪推定原则！
　　“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是在严峻的治安态势下所作的选择，这不禁让人想起我们建国后的几次“严打”斗争。在我们经历一次一次“严打”后，社会治安理应好转，可为何至今还需要“当场击毙”这样的视生命为玩物的打击活动？我们不更应当反思一下我们的刑事政策么？抢劫者可恨，飞车抢劫者更为可恨，但也许罪不容诛。笔者认为此次湖南长沙警方的行动功利主义色彩过于浓厚，政治色彩浓于犯罪与刑罚的自身规律，而且其“当场击毙”之规定有违法律。长期下去，法律将被执法者自己所践踏！
　　我们毫不怀疑长沙警方打出“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横幅的初忠，但是在法治社会打击犯罪必须依法进行，否则我们将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当某些人还陶醉于部分人们对警方所作所为的拍手称快时，笔者却为此而担忧。更有甚者，认为面对带来严重社会危害的飞车抢劫歹徒，民警可以免去鸣枪示警，直接开枪将其击毙。同样让笔者感到担忧的是，某著名院士在丢了手提电脑后，就立即想到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收容制度，难道你忘记了“孙志刚们”所付出的血的代价？这些，无不暗示着我们的法治进程是多么的艰辛与漫长！

　　近年来，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可统称“秘密侦查”或“隐匿身份秘密侦查”)的程序控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将这类侦查手段纳入刑事诉讼法以通过立法对该行为加以规范，成为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呼声。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对于秘密侦查条件与程序加以规定，一方面是对公安机关实施秘密侦查行为进行明确授权，另一方面对实施秘密侦查行为加以程序限制，两个方面都是为了规范秘密侦查行为。

一、秘密侦查及其三种主要方式

所谓“秘密侦查”，是指公安机关出于侦查的必要性，经过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派出有关人员隐瞒身份进行的侦查活动。秘密侦查的“秘密性”，体现为身份上保密，将从事侦查活动的人员的身份隐藏起来，以虚构的其他身份骗取对方信任，或者使对方产生误解，从而进行收集证据、了解案情、保护被害人、抓捕犯罪嫌疑人和控制犯罪活动等侦查行为。秘密侦查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化装侦查，包括以便装或者异装进行侦查，目的是为了隐去真实身份乃至诱使对方上钩。二是卧底侦查，隐瞒真实身份、虚构另一种身份进入犯罪组织当中，成为其成员，收集情报和证据，了解犯罪组织和犯罪情况，控制和遏止犯罪，为抓获犯罪组织成员和破获犯罪组织创造条件。三是诱惑侦查，指的是侦查人员设下圈套诱使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然后将其抓获，又称“诱饵侦查”、“侦查陷阱”。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同时规定了“控制下交付措施”:“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这里的“有关人员”主要是指侦查人员，即在公安机关从事侦查等活动的公安人员。不过，基于侦查工作的需要，有时也会指派非公安人员在公安机关的指挥和指导下实施侦查行为。

二、适用秘密侦查的程序要求

秘密侦查是刑事侦查中早已存在和实施的侦查行为。在秘密侦查中，侦查行为的必要性、正当性和合法性有时会引起争议。显然，在秘密侦查手段日常性实施的情况下，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加以规范。因此，对于秘密侦查，刑事诉讼法作出了程序上的限制:

首先，在适用目的上加以限制。秘密侦查只能服务于查明刑事案件案情的需要，不能用于查明案情以外的目的。

其次，在必要性方面加以限制。进行秘密侦查必须基于侦查上的必要性，也就是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可替代性方法的情况下，才能实施秘密侦查，有其他侦查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目的时，不应贸然采取秘密侦查方法。

再次，在决定权方面加以限制。只有公安机关的负责人有权决定采用秘密侦查方法，因此侦查部门认为有必要采取秘密侦查方法时，应当向公安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说明理由，由公安机关负责人对采取秘密侦查措施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在此基础上作出决定，并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以备核查。

三、采取秘密侦查措施的方法限制

对秘密侦查后果进行限制，进行秘密侦查，应当杜绝两种有害方法:

一是诱使他人犯罪。本条“诱使他人犯罪”应当指对方没有犯罪意图而引诱使之产生犯罪欲念并实施犯罪的行为，包括渲染犯罪的益处、打消对方的顾虑、为对方提供犯罪条件等，使没有犯罪意图的人产生犯罪意图。这是在实施秘密侦查中不允许的。

把握“诱使他人犯罪”的界限，主要涉及秘密侦查中的诱惑侦查。秘密侦查中的诱惑侦查，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犯意诱发型，一是机会提供型。犯意诱发型又称诱使型，被诱惑的对象本无犯意，因受到诱惑而产生犯意，进而实施犯罪，就属于犯意诱发型。机会提供型又称暴露型，被诱惑的对象有犯意在先，侦查人员为其提供实施犯罪的机会，进而在其实施犯罪时或者实施犯罪后加以抓捕。诱发犯罪，究竟诱发的是犯意，还是为已有的犯意提供机会，是正确理解和适用本条的关键所在。无论犯意诱发型还是机会提供型，都具有诱发犯罪的作用。两者区别在于，前者“制造犯罪”，将不存在的犯意诱发出来，使犯罪发生，没有这种诱发也就没有犯罪发生;后者是“促成犯罪”，为已经存在的犯意提供实施的机会，例如被诱惑的对象持有毒品，有贩卖之意或者实际上已经在从事贩毒活动，侦查人员或者侦查机关安排的侦查人员以外的人乔装买主与之接洽，为其贩毒提供机会。前者没有诱惑侦查就没有犯罪，后者没有诱惑侦查就没有此次犯罪(一般情况下若有其他机会犯罪还会实施)，但无可否定，这种情况都有诱发犯罪的作用。

诱惑侦查往往用于无被害者的犯罪，这种犯罪往往有隐秘性强、收集证据困难的特点，运用诱惑侦查有利于收集证据并缉获犯罪人。因此，在破获毒品案件中，诱惑侦查得到大量适用，也获得了明显的成效。除了毒品案件之外，贿赂案件、走私案件以及有组织犯罪案件等，也都会运用诱惑侦查方法。

对于秘密侦查，关键在于要禁绝犯意诱导型方式，并加强程序控制、严格适用条件，避免其“制造犯罪”或者其他负作用。对此，外国一些规制诱惑侦查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一是建立制度，如美国1981年制定《关于秘密侦查的规则》(又译《关于秘密侦查的基准》)来规制诱惑侦查行为，要求尽可能地不用或少用诱惑侦查手段，并对该手段的应用作出具体规定。二是为诱惑侦查设定条件，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10条规定:“在有足够的事实依据，表明由团伙成员或者以其他方式有组织地实施了重大犯罪行为的时候，允许派遣秘密侦查员侦查犯罪行为。”三是通过证据规则，排除非法或者不当的诱惑侦查行为取得的证据，借此对违法或者不当的侦查行为的结果加以排除。四是如果诱惑侦查违法程度严重到不允许行使国家刑罚权程度，甚至免除被诱惑犯罪者的刑事责任。五是对违法或者不当诱惑侦查行为引起的责任加以明确规定，被害人有权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

二是不得采取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这里强调的是“可能”，即只要存在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可能性，就应当避免采取相应的侦查行为。

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前，我国对秘密侦查尚无立法规范，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将秘密侦查纳入立法规范的范围，使秘密侦查行为有法可依，也有了一定的程序限制，显然是立法取得的一个进步。不过，对于秘密侦查，法律上的限制也存在过于笼统、原则的问题，其中“诱使他人犯罪”的表述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至于违反该规定应有哪些程序性制裁措施以及当产生违法后果或者因工作疏失而给无辜者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应当为被害者提供赔偿或者补偿，立法上仍付阙如，应当通过相关法律解释加以弥补。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