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化民事执行制裁措施
庄忠范

　　强制执行是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申请，利用国家强制力，强制债务人履行法律义务，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活动。强制执行通过采取对财产查封、冻结、扣押、搜查、拍卖、变卖等措施来实现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当这些强制措施无法实施或实施过程中遇到阻碍时，国家必须用制裁的手段来排除妨害。民事强制措施以债务人之财产为对象，制裁措施则以对债务人人身之强制为原则。适用制裁措施是有效实施强制执行措施之必要保障，是国家强制力的终极表现。现行强制执行法律一般并未将强制执行措施与制裁措施严格区分开来，这不利于我们探讨制裁措施的重要意义。在立法体系中，制裁的范围包括对判定债务人人身方面的所有措施。我们在这里不去讨论每一项制裁措施及适用条件，而要探讨制裁措施的重要性及如何强化制裁措施等问题。
一、强化制裁措施才能保证民事法律执行得到充分尊重
　　在我们这个缺乏法治文明的古老国度里，法治从开始就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在从人治到法治的转换过程中，一方面是法律制定的多了，另一方面对抗法律的剧烈程度不断使国家强制力的威信大打折扣，法律权威难于树立，债权人的权利不能有效得到司法保护。“执行难”严重阻碍法律实施，可以说是人治对法治挑战的集中表现。在民事强制执行过程中，法律的严肃性和对所有权保护的重要性受到债务人、关系人甚至某些政府官员的普遍漠视和不尊重，恶意避债现象相当普遍，地区和部门利益高于法律利益。财产所有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恶果是人们不会去开发、利用资源和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效益，不能使资源从生产效益低向生产效益高的人手中转移，交易陷入无序状态，民众失去对行为进行评价判断的标尺，经济不能建立稳定的发展基础。
　　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保障一种法律秩序是最重要的。只有在法律秩序下，才能实现公平正义，才有交易安全和公共安全，人的自由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法律秩序的建立必须靠法律权威，法律权威的树立与法律制裁的有效性紧密联系在一起。二十世纪世界最流行的法律经济学派特别重视法律制裁的有效性，强调必须运用所有的制裁手段来维护法律的神圣性，制裁的效果不能是不痛不痒的，必须使之达到抑制犯法行为不再发生的结果。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发达国家都重视制定完善的制裁法律，刑事法律广泛运用到民事司法领域，给予财产所有权最完善的保护。蔑视法庭、攻击法官、拒绝法庭传唤、不执行法庭命令、恶意逃避债务等行为必须得到追究。在媒体上攻击法律生效裁决将被裁定有罪予以惩处(理由是损害了法律尊严)。正因为有完善的法律制裁保障体系，使民事生效法律文书得到普遍的尊重和执行。
　　十五大确定的“依法治国”方略，中央(1999)11号文件关于转发最高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报告，都提出了一个树立司法权威的问题。司法权威的树立一方面靠公正司法，另一方面就是要靠强化法律制裁。正如列宁所说的，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律只是一纸空文。用什么来保证法律的实行呢?就是要对不执行的人加以惩办。解决民事判决执行难问题的出路在于强化法律制裁措施。
二、制裁的理由和制裁的有效性
　　判定债务人不能自觉履行法律义务使法律权威性受到严重挑战，因为必须要予以制裁。制裁的理由：(1)判定债务人不仅不能主动履行法律裁决确定的义务，且不能采取积极态度配合法院强制执行，其行为具有明显的违法性。这不仅表现在经济交往活动中被法律确认为违反交易规则、不诚实信用、不公平交易等，且在法律裁决之后，仍不能反悔过错行为，不自觉履行法律义务，显见其行为本身不仅对债权人财产权利侵犯，且蔑视法律本身。既然其连法律责任都不能积极承担，更妄谈道义责任，实为缺乏信义及操守不良人格。因此法律上应当予以制裁。(2)既然法律已对纠纷作出裁决，裁判的客体——标的物的归属(或者应履行给付的金额)之财产权利应明确属债权人所有。判定债务人在法律裁决生效后仍然拒不交付，显属非法侵占他人财产。当其不能自愿交付时，一旦债权人申请，法院即应在强制执行的同时按照判决给予债务人双倍支付违约金或缴付滞纳金等惩罚性执行，遇到妨害时当然要予以制裁。(3)对故意隐匿财产，强制转移已查封、扣押的财产，暴力抗拒法院采取强制措施的，其行为性质已与故意盗窃、强行侵占、强抢他人财产没有区别，对这类严重违法行为必须予以刑罚上的严厉制裁。
　　要坚持制裁有效性原则，即必须是以排除对强制执行的妨害并遏制此类行为不再发生。要针对不同的情况确定不同的有效制裁方法。有效性的标准是采取的制裁措施所产生的威慑，使潜在的违法者知道因违法不能获取到利益，且所受到的惩罚痛苦远远大于获取利益的快乐，从而自觉选择守法之路。比如判定债务人从拖延执行中获取了100万的利益，而法院仅对其罚款3万元。显然这种处罚措施不仅没有造成判定债务人心理上的压力，相反会纵容了不法行为，选择的制裁措施就是错误的。当然我们并不优先选择制裁措施，如有对财产实施强制执行的办法，当然应对财产实践强制执行措施。只有在遇到妨害时，制裁措施才发挥作用。
　　建立一整套科学严谨有效的制裁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应当开展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制裁体系包括实体体系和程序体系。实体体系包括由轻至重的各种制裁手段；程序体系是保证各种制裁手段具有可操作性、实用性和准确性，使法律资源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它不能使各种制裁措施变成一种摆设。
三、现行制裁体系的缺陷
　　强制执行一直陷于一种困顿状态，这个矛盾因案件数量的急剧增加而变得十分突出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制裁措施存在明显的问题。繁琐的程序使得本来规定就不完善的制裁措施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更有传统法律思想的负面影响。表现为：
　　一是在民事执行领域轻刑事制裁。重视公法意义上对政权的危害，关心行为是否达到“危害社会的某种程度”，而轻视私法意义上所有权的保护，认为民事案件仅是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在制裁方面，严格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区分，严格限制对债务人人身的拘束，完全忽略刑事制裁在民事执法领域中的运用。
　　二是认为民事案件属民间纠纷，人民内部矛盾，要以说服教育为主，“不要动辄制裁”，忽略了民事法律执行的强制性和制裁的重要性，总是强调要防止滥用，却不讲如何充分运用。
　　“对一些肯定可以说是妨害执行的消极行为，如故意躲避拒不与执行人员见面，拒不回答执行人员的询问，不如实陈述财产状况，拒不提供有关财产状况的证明文件等，现在还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讨论中多数意见基本上采取否定态度。”(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编《〈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讲座》第196页。)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制裁措施存在问题及传统法律思想负面影响的集中反映。这些解释注定要使执行工作从一开始就陷入艰难和被动之中。
　　执行中发传票给判定债务人，通知到庭接受调查。这种传唤与诉讼阶段的传唤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混同。诉讼阶段的传唤，对当事人来说意味着一种权利，即在法庭上进行申辩，如不到庭意味着放弃诉讼权利，拘传仅适用于必须到庭的被告，如追索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抚恤金和劳动报酬几类案件。执行中的传唤则用于调查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强制其履行法律义务。到庭对判定债务人是一种法律义务，是必须的。在法院不能掌握判定债务人财产线索的情况下，传唤到庭就成为必经程序，不到庭即应被强制到庭，到庭后不提供财产凭证或虚假提供应受到法律制裁，这样法律才能发挥效用。执行《规定》中第97条、98条规定“债务人需经二次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可以拘传，询问后不得限制债务人的自由”。为什么要经过二次传唤?为什么规定不论债务人是否配合都不能限制债务人的自由?这种规定对人民法院正当行使司法权变成了一种限制。由于这种立法上的失误，以致于实践中有些法院扭曲地把应由债务人承担的必须提供财产情况的责任强加给债权人，也导致执行工作大量耗费在外查找债务人财产，如查询众多的无存款的银行帐号，搜取、收买情报。这种低效率的执行方式根源在于制裁措施的软弱。
　　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制约了刑法的威慑与制裁。我国刑法对民事执行方面的极端行为规定了四个罪名，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妨害公务罪、妨害作证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刑事诉讼法确立的犯罪行为地管辖原则也适用上述四项犯罪。这项规定在现实“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地方化”盛行的情形下，显得非常不适宜，实践中难于操作，使许多应该受刑事追究的不能被追究。犯罪行为地法院管辖原则忽略了民事执行案件的特点，忽略了刑事追究与执行法院执行案件的密切联系，不符合民事执行工作的实际需要。
　　关于司法拘留的规定，有两个问题制约这项措施发挥其应有作用：一是审批程序，二是期间规定。司法拘留由庭长审批，院长决定并签发。这种严格的做法确实起到了防止滥用制裁措施的功效，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授权执行法官在执行现场适时地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丧失最佳执行时机。院长审批决定，实际上是“司法行政化”的表现，应予修改。司法拘留可否由三名执行法官决定制来替代?司法拘留期间的规定，可以说现行法律规定简单套用了治安拘留的期间规定。期间规定过短，使执行法官根据实际对制裁的选择范围缩小，也使得这项制裁措施的威慑力大大降低。如果债务人应承担1000万元的给付义务，拒不向法院提供财产去向，也不自动履行，执行法官选择司法拘留15天予以处罚，债务人会权衡是否值得用失去15天的自由换取1000万财产的执行?司法拘留作为执行过程中最经常适用的制裁手段，要发挥更大效益，对期间的规定需要进行立法变革。
四、借鉴发达国家法律经验，制定民事执行制裁法
　　在解决执行难过程中，应把立法放在首要的位置。应当专门制定一部民事执行制裁法，它可以成为未来强制执行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事执行中的制裁措施既不同于一般的刑事制裁，更有别于治安处罚及行政处分。这些措施应该包括强制到庭、具结悔过、罚款、司法拘留、刑罚处罚等措施。各种措施之间形成对付各类拒不执行法律裁决行为的阶梯，按照对抗的剧烈程度排列出一个由轻至重的制裁体系。这个体系需要一个专门的立法来加以解决。
　　制定民事执行制裁法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它既可以解决现行制裁体系无序和软弱无力的现状，对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制定民事执行制裁法将有利于整个社会对法律的尊重，有利于法治的建立。对全体民众来说，遵守刑法法律规范一般是不成问题的，只有少数个别人的行为需要用刑法规范予以调整。对每个民众来说，一生都要生活在民事法律关系之中。行为必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进步，交易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因此，要保障社会正常高效运转，推进社会进步，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相比较，更具有普遍的和重要的意义。商品经济社会中民事法律应当受到最为普遍的尊重，刑事法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事法律的延伸和补充。要使民事法律受到最普遍的新生，制定民事执行制裁法，其意义不仅是现实的，更是长远的。
　　我国历史上民事执行法律经验是很少的。社会经济发展在新的世纪要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体系中，法律上需要借鉴学习发达社会的先进法律经验。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一个人如果被民事法律裁决缺乏诚实信用，违背交易规则或者不履行法律义务，除了依法拍卖财产，给予制裁外，他将会失去经济交往的基础而难于生存。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债务人不能交付判定的财产或财产不足清偿时，债权人可申请法院命债务人到法院宣誓，开列全部财产明细。若债务人不到庭宣誓或拒绝宣誓，法院须收押债务人，收押期间为六个月以内。香港法律规定，如果债务人未能按照法院作出的付款命令对债权人如数按期付款，债权人可申请法院发出“判决传票”，命令债务人出庭并在宣誓后接受有关其经济能力的讯问，交出财产簿册和文件，如果债务人拒不到庭或者虽然到庭却没有提出不履行义务的合理理由，法官可作出将该债务人交付羁押的命令，直至其愿意偿还债务并作出实际行为之时。台湾强制执行法规定，法院受理债权人申请后，应确定讯问期日，债务人受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者，执行法院得拘提之。债务人传唤到庭后拒不提供财产下落或者报告者，法院予以管收。对显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者，故意躲避(迁移外地)的，法院予以拘提管收。在管收前，法院可以要债务人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予以拘提管收。管收指将债务人送进管收所剥夺其自由，管收期间为三个月以内，有另外理由可以再管收一次。对上述立法经验，我们在制定民事执行制裁法时可以借鉴过来。
　　综上所述，在解决执行难问题的过程中，民事执行的问题和出路都在于强化民事制裁。应当对已有不完善的法律制度进行修改，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民事执行制裁法，使制裁措施能够发挥其“护法”效应。这不仅对改变执行难的现状有现实意义，对建立法治国家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闵涛


　　一、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进程
　　
　　1979年《刑法》将贪污罪的主体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则对国家工作人员作了解释，将国家工作人员限定为从事公务的人员。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将贪污罪的主体扩大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贪污罪主体呈扩大的趋势。实务部门甚至把一些经手公共财物的劳务人员，如公共汽车售票员，也纳入了贪污罪的主体范围，这就严重违背了贪污罪的立法宗旨。1997年《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对贪污罪的主体作了新的规定，即将贪污罪的主体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依照《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贪污罪的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这一变化充分考虑了我国当前的国情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
　　
　　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的问题
　　
　　何谓国家机关?依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的机关，包括各级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队，但与我国宪法相对应的概念只有国家机构而没有国家机关。实践中，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贪污罪的主体争议最大的是有关党或者政协的机关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其工作人员是否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有两种观点，否定说认为，根据宪法的规定，党派机关不属于国家机关，因此，只能认定其工作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准国家工作人员，而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肯定说认为，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政协是参政议政的重要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和政协的各级机关均具有国家机关的性质，并且上述人员均填写过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履历表，因此，其工作人员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我们认为，肯定说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不足。对于这些机关是否国家机关，其工作人员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实事求是地分析。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政协处于参政议政地位，其所从事的活动应当视为具有公共事务的管理性质，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可以认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应作必要限制：构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党务人员和政协人员是指对党和政协的事务进行整体性、全面性管理的工作人员，而非所有党组织的成员或者所有党员、政协委员。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中争议较大的另一个问题是，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否包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认为，各级人大代表并不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其行为并不是公务行为。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是权力机关，但是其组成人员即个别的人大代表并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将其作为“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人大代表利用其特殊身份构成其他罪，仍不能笼统地将人大代表一律理解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三、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能否成为贪污罪的主体
　　
　　由于居委会、村委会不属于国家机关，因此，其中的工作人员并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此，刑法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均无争议，但对这些基层组织的人员是否属于准国家工作人员，存在很大争议。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种观点。否定说认为，上述人员不属于准国家工作人员，其理由是：居委会、村委会并非一级政权组织，按照《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它们属于群众自治组织，其工作人员当然不应列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权利义务不平等，上述人员无国家工作人员的待遇，如工资、离退休、劳保、医保等(居委会成员的有关待遇是其以前的待遇)；不符合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国家公务的特征，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并不属于公务活动；国家财政不负责其活动经费，其财产也不是国家财产。肯定说认为，上述主体可以成为国家工作人员而构成贪污罪。区别对待说认为，上述主体有时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有时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主张应根据他们的工作性质来具体分析和认定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我们认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基本职责就是管理居委会、村委会的集体性事务，还协助行政机关代行部分行政事务，但不能简单地判断其工作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居委会或村委会的成员如果从事的仅仅是集体中的事务，如管理集体财产，就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不构成贪污罪的主体；如果受国家行政机关委托，代替国家行政机关从事一定的行政管理事务，就应视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可以成为贪污罪的主体。但在何种情况下，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可以构成贪污罪，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0年4月29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2款的解释》作了如下规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1)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2)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3)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4)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5)代征、代缴税款；(6)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7)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中可以看出，居委会和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只有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才能以政府名义参与组织、监督、领导、管理和人民群众利益以及与社会发展相关的国家事务和政府事务，其工作才体现为国家对社会的组织、管理职能。居委会和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的人员在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有关贪污罪的规定。
　　
　　四、村民小组长能否成为贪污罪的主体
　　
　　对于村民小组长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利用职务之便实施了侵吞公共财物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中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2款的立法解释是否适用于村民小组长，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肯定说认为，村民小组长应视为“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可以成为贪污罪的主体。其理由是：构成贪污罪主体的基本条件是在公共组织中经手、管理公共财物。这里公共组织是指所从事的事务和所管理的财物均具有公共性质的组织，它有别于所管理的财物系私有或属于共有的一个组织或者合伙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规定，村民小组是村民委员会下设的村民组织。它是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对农村事务的一个管理层次，是公共组织。因此，如村民小组承担了村民公共财物的管理工作，负责该公共财物管理的人员(包括村民小组中的出纳、会计等财务人员及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村民小组长等人员)应视为“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可以成为贪污罪的主体。否定说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6月18日制发的《关于村民小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指出：“对村民小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组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1款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因此，村民小组组长不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中“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不能视为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而构成贪污罪主体。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有不足之处，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是正确的，但不能据此认为村民小组组长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村委会有下设机构和人员，具体承担自治责任，但协助人民政府从事部分行政管理工作时，村委会可能将部分工作直接交给村民小组等下设组织来具体完成，如救济款的发放、计划生育管理等，这些行政事务又与村委会集体日常管理的自治事务不同，村民小组长被赋予这些职能时，他和村委会、居委会成员一样，可以成为贪污罪的主体。

　　五、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能否成为贪污罪的主体
　　
　　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中的人员能否成为贪污罪的主体，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着争论。一种意见认为，“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一种，其被委派到非国有单位去从事公务时，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并没有改变，仍然符合贪污罪的主体身份，这些人员如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盗取公共财产的，构成贪污罪。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民团体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要将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必须具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否则，不应当将他们视为贪污罪主体。
　　上述两种观点，比较而言第一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说理不够全面。要想弄清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中的人员能否成为贪污罪主体，关键要弄清楚人民团体的性质。人民团体是否属于国有，是认定人民团体中的工作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前提。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的情况下，也只能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来执行。但《刑法》第九十三条没有对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的人员是否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规定，实践中，应当如何认定?我们认为，人民团体委派到上述单位的人员能否成为贪污罪的主体，主要看人民团体是否列入国家财政拨款并相应地接受其国家主管机关的监督和管理这个标准，凡享有财政拨款并相应地接受其国家主管机关的监督和管理，其委派人员即可成为贪污罪主体。
　　
　　六、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的主体
　　
　　《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2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对于该条规定的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还是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之外的另一类主体，刑法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均存在着争论。有的认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指“依照法律规定选举或者任命产生，从事某项公共事务管理的人员，包括农村村民委员会，城镇居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以及“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2款规定的“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本不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而是出于惩治贪污犯罪的需要才将这类人员列为贪污罪的主体。他们虽然成为贪污罪的主体，但能否成为只能由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构成的犯罪主体，如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犯罪的主体，还必须由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作出特别的规定。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2款的规定，委托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但这些单位内部不具有法人资格，不能独立地对外进行经济活动的组织机构及下属生产经营单位，能否成为“委托主体”呢?有的认为，它们也可以成为合法的“委托主体”，甚至包括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它们虽不具有法人资格也应视为合法的“委托主体”。我们认为，上述单位的内部组织机构及下属部门或单位并不拥有对国有财产的所有权。接受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财产，必须是接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直接委托，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如果非国家工作人员是接受国有独资公司以外含有国有资产的其他公司的委托，也不属于《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2款规定的委托主体。
　　由于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形式多样，有的是承包经营，有的是租赁经营管理。实践中对劳务型承包中的承包人在生产经营中，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发包企业交付其经营的固定资产、运转资金等国有财产，是否构成贪污罪，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对劳务型承包，因承包人从事的是具体劳务，而非管理、经营活动，其侵吞国有财产的，不能以贪污论。有的认为，劳务型承包中的承包人应构成贪污罪。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比较而言，第一种观点是可取的。劳务型承包中承包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侵吞发包企业的国有财产，不以贪污罪论处较为妥善。因为劳务型承包中的承包人经营国有财产是一种生产过程，而不是管理活动，他们对其经手的财产并不具有管理、处分权，他们履行合同的过程就是从事劳务的过程，因此，劳务型承包人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这类承包人构成犯罪的应以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处理。
　　
　　七、贪污罪主体中的共同犯罪问题
　　
　　关于贪污罪主体的共同犯罪问题，立法和司法都有过不同的规定。相对而言，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教唆或者帮助国家工作人员实行贪污罪，从而构成教唆犯或者帮助的从犯。但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能够同国家工作人员共同作为实行犯而一起构成贪污罪呢?对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共同实行者是作为其他犯罪的实行犯处理，还是作为贪污罪的主犯处理，或是作为贪污罪的教唆犯、组织犯或者从犯处理，刑法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肯定说认为，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与任何没有特定身份的人可以构成法律要求犯罪主体具有特定身份的犯罪的共同实行犯，因此，上述情形中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作为贪污罪的主犯(主要实行犯)论处。而否定说认为，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和没有特定身份的人共同实施身份犯罪，不可能构成该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因此，上述所指的“以共犯论处”只能指以组织犯、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论处，而不包括共同实行犯，因此，不能作为主要实行犯以主犯论处。上述两种观点均有合理之处，但都有一定缺陷，论者只看到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行为之间形式上的一致性，而没有看到两者本质上的差别。我们认为，只要有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参与，并利用了他们的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产或者国有财物的，不论谁是主犯、从犯，也不论谁是行为犯。都应以贪污罪共犯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