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鞍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暂行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1年3月5日鞍山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91年5月25日辽宁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人民政府的责任
第三章 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的责任
第四章 机关、团体、学校及企事业单位的责任
第五章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责任
第六章 家庭及公民的责任
第七章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第八章 社会保障
第九章 奖励与处罚
第十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暂行条例。
第二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各部门齐抓共管，各条战线通力合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文化、教育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减少违法犯罪，保障社会稳定。
第三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贯彻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第四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公民，均适用本暂行条例。
第五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内容：
（一）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活动。
（二）加强防范工作，建立健全群防群治网络。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采取各种措施，消除不安定因素和不安全隐患。及时疏导、调解各种社会矛盾和民间纠纷，避免矛盾激化，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
（三）广泛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理想、道德、纪律教育。
（四）加强各方面的行政管理，堵塞犯罪空隙，减少治安问题。抓好各项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加强对流动人口、公共复杂场所、特种行业、集贸市场、要害部位、文化市场和出版物的管理。
（五）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整顿建设好城乡基层组织，建立健全各种治安防范制度，普遍推行各种形式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
（六）加强劳改劳教工作，严格教育管理，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搞好两劳释解人员的接续帮教和安置工作，防止或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本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要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充分发挥各组织的作用。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及时监督、检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二章 人民政府的责任
第八条 负责领导、组织、检查本辖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九条 制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十条 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
第十一条 抓好社会治安基层基础工作，加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建设；发挥治保会、调解委员会、民兵组织、联防队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作用。
第十二条 对辖区内发生的重大治安事件，要组织力量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
第十三条 制定普法规划，组织实施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教育。
第十四条 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障。
第十五条 市长、县（市）长、区长、乡（镇）长以及街道办事处主任，对本辖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负责。

第三章 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的责任
第十六条 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司法局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应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
公安局是社会治安工作的主管部门，应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充分发挥骨干作用。
第十七条 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活动，及时查处和取缔“六害”。
第十八条 大力做好治安防范工作，严格各项治安管理措施，检查、指导各单位内部的安全保卫和群防群治工作。
第十九条 结合各自的业务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第二十条 负责公共复杂场所、特种行业、要害部位及流动人口的治安管理工作。
第二十一条 在办案过程中，注意发现治安防范、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司法、检察建议，协助有关单位总结经验教训，健全管理制度，完善防范机制。
第二十二条 认真执行劳改、劳教方针，提高教育改造质量，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协助有关单位搞好劳改、劳教释解人员安置和接续帮教工作。
第二十三条 加强基层政法组织的建设，发挥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法律服务所的作用。
第二十四条 及时向领导机关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反映治安情况，报告工作，提出建议，当好参谋。

第四章 机关、团体、学校及企事业单位的责任
第二十五条 制定本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内部治保组织和治安责任制，加强各项安全防范工作，确保本单位生产、工作、人身、财产的安全。
第二十六条 教育本单位职工学法、守法，增强法制观念，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自觉维护公共安全，勇于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
第二十七条 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对取保候审、保外就医、管制、缓刑、监（院）外执行、假释等人员进行监督、考察、教育。
第二十八条 协助劳改、劳教单位对原是本单位职工的劳改、劳教人员进行教育改造工作，对其释解后的工作和生活应给予适当安置，并组织力量搞好接续帮教。
各有关单位在安排就业、招工、审批营业执照或许可证时，对刑满释放和解除教养人员不得歧视。
第二十九条 对本单位职工住宅区的治安联防工作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各单位应本着自愿、受益、适度、资金定向使用的原则，提供相应的人力和资金参加群防群治工作。
加强城镇居民楼院的安全防范设施建设，并纳入城市建设规划。
第三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局及有关部门应协助公安机关加强对集贸市场的治安管理。集贸市场治安管理所需费用可从市场收费中提取一定资金予以补贴。
第三十一条 文化、公安、工商、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严禁出版、制作、复制、出售、传播反动、淫秽等有害公民身心健康的书报、杂志和音像制品。
第三十二条 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类学校要注重学生思想、品德教育，认真上好法制课，特别是做好双差生、工读生的思想转化工作，做好常旷生的思想教育工作，防止学生辍学，预防和减少学生违法犯罪。
第三十三条 各企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要抓好本系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防止发生犯罪和治安问题。
各企事业单位均应参加所在地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服从所在地政府的统一领导。
第三十四条 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负责人。

第五章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责任
第三十五条 依法制定和完善村民公约、居民公约；开展“五好家庭”活动。
第三十六条 建立群众性自防自治的治安保卫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治安防范活动。
第三十七条 对城乡居民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公德教育；进行防盗、防火教育，指导、督促居民户安装防盗设施，排除隐患，防止发生火灾。
第三十八条 要抓好禁赌、“扫黄”工作；制止封建迷信活动，协助公安、司法机关查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第三十九条 关心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配合单位、学校、家庭对失足青少年搞好帮教。
第四十条 认真、及时调解各种民事纠纷，防止矛盾激化。
第四十一条 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对取保候审、保外就医、管制、缓刑、监（院）外执行、假释等人员进行监督、考察、教育。
配合有关单位对劳改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做好接续帮教工作。

第六章 家庭及公民的责任
第四十二条 家庭应做到夫妻和睦、尊老爱幼，教育好子女，搞好邻里团结，树立文明家风。
对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要切实履行教育和监护责任。
第四十三条 预防盗窃、火灾、投毒等事件发生，及时消除不安全隐患。
第四十四条 服从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对家庭安全的指导。
第四十五条 公民应学习国家法律，遵纪守法，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六条 公民应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成规定的各项任务。
第四十七条 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向居民（村民）委员会、治安保卫组织或当地公安机关举报。
第四十八条 公民应见义勇为，勇于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

第七章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第四十九条 市、县（市）、区、乡（镇）、街道办事处及企事业单位的主管局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设立办事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负责日常工作。
第五十条 选派有经验的公安、司法干部，到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任副职，主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五十一条 企事业单位应根据工作需要成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组织，确定相应的工作部门和人员，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日常工作。
第五十二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构的职责：
（一）制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组织、协调、指导各部门、各单位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三）监督、检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的实行。
（四）分析社会治安形势，向领导提出工作建议，总结、交流和推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验。

第八章 社会保障
第五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对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中负伤、致残人员要妥善治疗和安置；对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中牺牲人员的家属给予抚恤。
职工在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中伤亡的应比照“工伤”、“工亡”待遇处理。
第五十四条 公民因见义勇为而光荣牺牲的，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授予烈士称号。
第五十五条 本市任何医疗单位对因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而负伤的公民均应优先抢救治疗。
第五十六条 公安、司法机关及有关单位应对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公民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保护。
第五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应设立公民见义勇为奖励基金。

第九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五十八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由人民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奖励：
（一）达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要求，按规定应予奖励的。
（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三）举报违法犯罪行为有功的公民。
（四）公民见义勇为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对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有贡献的。
第五十九条 履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有失职行为，造成一定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和领导人给予行政处分、经济处罚。
对治安防范措施不落实又不按主管机关要求限期整改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可防性的刑事、治安案件和治安灾害事故屡次发生的，隐匿案件的，从重处罚。
第六十条 治安工作达不到综合治理工作要求的单位，不能评为精神文明先进单位，企业不能晋级。

第十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暂行条例和实际情况，对执行中的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第六十二条 本暂行条例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六十三条 本暂行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1年5月25日
野人是人吗？
——兼议法律关系的主体与客体的变迁

江苏省徐州师范大学法律政治学院 2002级 刘炳杰 邮编:210004


[内容摘要]：当各大新闻媒体陆续报道发现“野人”踪迹时，法律人不禁陷于迷惑之中，他们不禁要问：“‘野人’是人吗？‘野人’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呢”？当然，笔者在文中试图重新构建人之所以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原因或者说是理论，抑或是是说是重新构建要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条件来回答法律人的以上问题。但是，在重构法律关系主体成立条件理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对原有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的范围重新“洗牌”。所以，在对法律关系客体的范围的“洗牌”时，笔者将以“人能否被抛弃？”作为起点附带初步探讨人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问题。
[内容摘要]：法律关系、法律关系的主体、法律关系的客体、特殊物
一、引言——发现“野人”的踪迹的报道，引起理论的困惑
当我们在因特网上的搜索引擎上输入“野人”两个字的话，那么排列在网上前端的肯定是关于发现“野人”的报道，有国内的报道，也有国外的报道。剔除这些报道中的虚假成分，法律人会有这样的疑问：“‘野人’是人吗？‘野人’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吗”？实际上，法律人的这一个问题可以分解为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如果“野人”是人的话，那么是否因为他们的特殊性而要在法律上对他们进行对人立法呢？二是、如果“野人”不是人的话，那么，我们是否也会因为他们的特殊性而使他们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呢？
对于分解过后的两个问题的回答，笔者认为，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不难回答的，争议也应该不会太大的。但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笔者就认为我们就不能够草率地回答了，因为它包含了一个新的，但也是十分复杂的法理学问题——某些特殊物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呢？
笔者认为，这一个问题我们暂时还不需要急于回答的。我们可以逆流而上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承认某些特殊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主体会有什么意义呢”？法律人也许对于这样一句话不会太陌生“主体是权利义务之所属，客体是权利义务之所附，法律事实是权利义务之所成”[1]。从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法律关系主体范围的变迁会给法律关系的种类带来“革命性的冲击”。所以，笔者希望对法律关系现有的研究理论的反思来重新构建法律关系主体成立的要件，进而探讨法律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变迁问题。
二、 正文
一、对现有的关于法律关系的理论研究的反思
众所周知，法律关系这一概念是在德国的法理学研究中提出的，而这一个概念在英美法系是不流行的，至今这一个概念在英美法系也是鲜有学者研究，即使有研究也是不系统的研究。但是，法律关系在法理学中的地位的飞升并非在德国而是在前苏联，这是前苏联法学家的功绩。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法律关系产生于德国而发展（发达）于前苏联。目前，国内对法律关系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阶段，对其认识的研究基本处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法律关系概念的认识
何谓“法律关系”？我国学者有以下几种表述：
1、李步云教授认为，“法律关系是受客观因素制约的关系”[2]。“这种客观制约的含义主要有二：一是，法律关系是法律确认和调整社会生活关系的结果，是社会生活关系的结果，是社会生活关系的外壳，因此，任何法律关系必然要受到相应的社会生活关系原型的制约；二是，法律关系总是存在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之下，特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政治生活条件、历史文化传统和主导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必然对法律关系的状况构成制约。[3]”
2、吕世伦教授认为，“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所确立的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4]”。“法律关系具有以下三种属性：即法律性、意志性[5]和社会物质性”[6]。
3、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指引人们的社会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联系，是社会内容和法的形式的统一”[7]。法律关系“是法律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化，是法律秩序的存在形态”[8]。法律关系也是法律价值得以表现和实现的形式[9]。”[10]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学者在对法律关系的概念的认识上基本是相同的，大家基本都有这样的认识：法律关系是由法律规范规定的，是受制于客观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的，并且是法律秩序的存在形态和法律价值的表现和实现的形式。
（二）、对法律关系的产生条件的认识
1、 吕世伦教授认为，“任何具体法律关系的产生，都得具备三方面的条件：首先，必须具有相应的法律规范，这是法律方面的要求。其次，必须有具有权利能力的主体，这是主体方面的条件。最后，必须许具有法律事实，即现行法律规范所规定的特定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条件[11]。”
2、虽然张文显教授并未直接提出构成法律关系的条件，但是，他却提出了以下标准作为检验一个社会关系是否是法律关系。他认为法律关系应该具备以下四个特性，即“相关性、对称性、可逆性和双向性[12]。”
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中透露了一个共同信息，那就是“法律关系仅仅是人际相互关系[13]。”他们认为人对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属于法律关系，用张文显教授的四个标准来检验的话，那就是这两者“在实质上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相互性[14]。”
但是，随着这几年国内外学者对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研究和认识，我们就会对传统的环境法律关系提出质疑。比较具有典型的学者的观点是武汉大学法学院蔡守秋教授关于环境法律关系的论述，他认为环境法律关系的范畴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且他认为其中人与自然（环境）的法律关系是间接的法律关系，它们并不直接发生关系。看来，传统的法律关系的产生条件是要面临新的挑战了，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要重新构建法律关系法律关系构成条件了。
二、某些特殊的物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
从哲学上将，“主体相对于客体而言，主体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任何事物要成为主体，就必须具有自在、自为的属性。自在是指主体具有不依赖于外在事物的独立价值；自为是指主体具有能动的属性，即认识和实现自己价值的能力[15]”。但是，这只是从一般意义上而言的。所以，李步云教授认为法律关系主体是法律规定的，而且从属于其他客观因素[16]。
而从张文显教授在上述的检验是否是法律关系的四个标准中，我们可以推倒出一个结论：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具有相互性。
按照以上两位教授的观点，某些特殊之物是不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而无论它有多“特殊”，它始终是物。但是，笔者想问这样一个问题“植物人为什么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难道他（她）们符合两位教授的标准吗？”此外，还有国外某些国家民法典对胎儿继承权的承认，认为胎儿是继承法律关系的主体。
不难看出，以上学者对人为什么能够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认识还不是很深入的。记得在《法学家茶座》（第一辑）里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范忠信教授在谈到一则关于小狗欢欢的继承权的案子中，他认为，当前我们之所以认为植物人是法律关系主体主要是基于这样三个理由：1、植物人是我们人类的同类；2、人有生存和发展的需要；3、法律规定了人是法律关系的主体而且规定了代理制度。这样的理由让想到了世界司法审查第一案——“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认司法审查制度时马歇尔大法官的如下逻辑推理：1、宪法也是法律；2、宪法比普通法的法律效力更高；3、所以，一切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是无效的。这两者相比较而言具有极其相似的特点。看来似乎我们对人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论证的理由是十分符合逻辑的。但是，笔者不禁要问：“难道动物就没有生存需要了吗”？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动物怎样行使自己权利呢”？那我还想问：“植物人、胎儿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利吗？他们也需要由他人帮助自己才能够行使权利啊。难道动物就不能够有人帮助它行使权利吗？”。实际上，植物人正如范忠信教授所言：“植物人只是一堆会呼吸的静止的肉罢了”。看来，我们之所以规定人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原因还是看在他们是我们的同类的份上。但是，这样一来似乎又有范忠信教授所言的那种“物种歧视”嫌疑。
是否真的是“物种歧视”呢？笔者认为并非这样。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社会资源目前具有稀缺性和珍贵性，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人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生活资料还很不充足。所以，人们当然不希望动物享有继承权利了，不然他们会认为是“狗权”高于（大于）“人权”了。笔者认为，这还只是肤浅的、表面上的认识而以。实际上，笔者认为，我们此时不承认动物的继承权是因为我国《民法通则》、《继承法》等相关法律中已经规定了对于无人继承的遗产收归国有（如果死亡者生前是集体组织成员的，就收归集体组织）。通过这种方式，社会资源就得到了再次分配，实现了社会资源分配的“矫正的正义”。至于为何这样做不会有“物种歧视”之嫌？笔者认为，关键问题是动物可以在一些场所得到看护，而且它们生存之需一般是有限的，它们无需占有主人遗留下来的大笔生活资源。否则，就会有资源浪费的问题。
所以，笔者认为决定法律关系主体的根据是生产力，进而表现为生产资料（生存资料或者生活资料）的丰富程度。笔者认为这是唯一的能够站得住脚的。笔者发现，目前社会上的白领阶层（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收入颇丰）喜欢过单人生活，但同时为弥补不足而饲养宠物，并把这些宠物视为家庭成员之一，他们当然希望“家庭成员”（宠物）能够享有继承权利（即希望它们能够成为继承的法律关系主体）。这样，在他们遇到不测时，宠物也还能够在他们留下的资源的帮助下继续生存。
当然，正如笔者上述所言，法律关系主体取决于生产力，进而表现生产资料（生存资料或者生活资料）的丰富程度。试想，当我们社会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资源十分丰富的时候，人们又希望自己所希望的宠物成为法律关系主体时，我们的法律规定动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主体又何妨？
三、人能够被抛弃吗？——人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吗？
正如李步云教授所言，“任何事物要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有价性，即对主体具有价值，能够满足主体需要。其二，法律性，即为法律所规定和调控[17]”。这也正同张文显教授对客体的评价是“有用之物、可用之物、自在之物[18]”。
那么人能否被抛弃呢？有人认为，当未成年人父母抛弃自己的儿女，而弃子（女）为他人所抚养时，亲生父母是否有权要回子女呢？他们认为，此时被抛弃的子女可与民法上的抛弃物同等处理。所以，此时的被抛弃子女是法律关系的客体。所以，亲生父母不得要求返还子女。
在这里，笔者对该观点是不敢苟同的。因为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历史发展中也是不符合的。
首先，在理论上，我们通说认为，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无所有权，而有的只是抚养、教育的职责。所以，我们不能以之与物权相比而处理。
其次，在历史发展中，我们不难考察到人类是从法律关系的客体中逐步地解放出来的。在奴隶社会大量的奴隶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实际上奴隶也是人），他们可以被任意的买卖、打杀等。到了封建社会奴隶才得到解放，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虽然此时解放出来的奴隶的地位还很低下，但是，毕竟是一次革命性的解放。大家大概都清楚美国人主要是英国当时受迫害的新教徒，他们在当时的英国受到了不是人的待遇（可以说是把人当客体的待遇）。到了近现代，在德国纳粹执政时，德国纳粹制定了一些表面上并未把人视为法律关系的客体的法律，但实际上，却是把人当作法律关系客体的“恶法”。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日本在世界大战中的暴行。而这一切为世界上一些遭受到切肤之痛的国家所警惕，比如美国、德国等国家，他们在立法上关注人，防止不尊重人的立法。所以，把人规定为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与历史想悖的，是与历史潮流所不吻合的。否则，就有可能够发生上面那些违背历史发展立法而出现的种种悲剧。
三、小结
人们总是在不断孜孜以求地探索自身，发现自我，实现自我。所以，笔者认为，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法律关系主体范围的逐渐扩大，某些特殊物成为法律关系主体在将来也是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国际（公）法的主体的扩张现象也许可以为我们找到一条研究方向和思路吧！但是，历史向前滚动车轮决不会让人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的。
[注释]：
1、《法理学》李步云 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P.188
2、《法理学》李步云 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P.187
3、《法理学》李步云 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P.187—188
4、《理论法学经纬》吕世伦 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P.105
5、这里的“意志性”应当包括国家意志性和个人意志性。
6、《理论法学经纬》吕世伦 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P.107
7、《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张文显 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