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山林资源保护条例
江苏省徐州市人大常委会
徐州市山林资源保护条例
（2004年11月24日徐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制定 2004年12月17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9年10月30日徐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2009年11月23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徐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徐州市市区山林资源保护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培育和保护山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山林资源的培育和保护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的山林资源（以下简称山林），包括山地和丘陵岗地及其范围内的林木、野生动植物、微生物等。
第三条 市、县（市）、贾汪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林业主管部门）主管本辖区内山林的保护工作。
发展与改革、国土资源、规划、建设、城市绿化、环保、民政、文化等部门以及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各司其职，共同做好山林保护工作。
第四条 山林培育、保护、管理和利用，应当有利于突出山城一体的城市风貌；有利于保护山林的自然景观，丰富和稳定山林生物群落结构；有利于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资源。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山林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山林的培育、保护和管理所需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并逐年增加。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按照不低于本省确定的公益林补偿资金标准，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安排相应的补偿资金。
鼓励多渠道筹集资金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山林生态建设。
第七条 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林业科学技术研究，推广林业先进技术，指导山林经营管理者造林、育林。
山林经营管理者应当科学造林、育林，有计划地更新、改造树种，优化结构，增强林分的稳定性，提高森林覆盖率，改善山林生态效能和景观效果。
第八条 镇人民政府应当指定专职或者兼职人员负责山林保护工作，组织山林经营管理者建立护林组织，督促山林经营管理者订立护林公约，履行山林保护职责。
山林经营管理者应当合理安排山林保护资金，配备相应护林人员，健全日常保护和管理制度。
第九条 郁闭度在0.2以下的山林，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植树造林、封山育林。
第十条 山林保护专业规划由林业主管部门会同规划、国土资源、城市绿化等部门以及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编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后实施。
山林保护专业规划应当包括山林保护的范围，山林培育、林相改造计划，禁止建设、限制建设建筑物、构筑物的种类和范围。
山林保护专业规划应当与城市规划和镇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生态公益林规划、矿产资源开发规划等相协调。
经批准的山林保护专业规划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由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一条 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规划、国土资源、城市绿化等部门以及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拟定山林红线保护区。云龙湖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山林，由市林业主管部门组织拟定山林红线保护区。拟定的山林红线保护区应当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山林红线保护区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山林红线保护区划定后，应当设立界桩、界标等保护性标志。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移动或者损毁山林保护标志。
第十二条 下列山林应当划定红线保护区：
（一）森林资源较为丰富的；
（二）涵养水源的；
（三）生态环境脆弱的；
（四）城镇规划区内的；
（五）高速公路、铁路、国道、一级公路两侧规定范围内的；
（六）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内的；
（七）对生态环境有重大影响的。
第十三条 山林红线保护区内禁止经营性房地产开发等工程建设；公益性工程、旅游开发等建设应当优先利用开山采石留下的宕口。
第十四条 确因公益性工程、旅游开发等建设需要占用或者征收、征用山林红线保护区内林地的，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听证会，听取专家、群众代表、利害关系人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后，由市、县（市）、贾汪区人民政府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林地在云龙湖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由市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听证会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后，由市人民政府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林地同时又用作城市绿地的，由市、县（市）、贾汪区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组织听证会。
经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可以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城市绿地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徐州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属县（市）、贾汪区管理的山林红线保护区内的林地，需要占用或者征收、征用的，县（市）、贾汪区人大常委会应当于审议同意后十日内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
第十五条 山林红线保护区内禁止开山采石。
山林红线保护区内的采石厂应当依法予以关闭。
山林经营管理者或者责任人应当制定计划，逐步将损毁的山林和裸露的林地恢复植被；植被无法恢复的，应当进行美化。
第十六条 山林红线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改变林地用途；
（二）擅自砍伐、采挖林木，采叶、采花、采果、采种、挖掘树根、剥树皮等损毁树木、野生植物；
（三）开垦、采砂、取土、建坟；
（四）在禁火区内吸烟、焚烧垃圾以及擅自燃烧树叶、荒草等用火；
（五）倾倒垃圾、排放污水；
（六）擅自挖掘、迁移国有文物和遗存；
（七）砍柴、放牧、捕猎野生动物；
（八）非法收购、运输或者加工林木、野生动植物、砂石；
（九）其他损毁山林的行为。
第十七条 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山林经营管理者清查山林红线保护区内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
经依法批准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其所有人应当按照山林保护专业规划的要求，对建筑物、构筑物作美化处理，或者种植攀援类植物覆盖，使其色彩与周围景观和环境相协调。
违法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应当依法拆除，由原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恢复林业生产条件。
第十八条 山林红线保护区内的坟墓，除依法受到国家特别保护的外，应当逐步迁移或者深埋。
市、县（市）、贾汪区人民政府可以规划建设公益性生态纪念林，用于迁移山林红线保护区内的坟墓。
第十九条 山林红线保护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遗存，由山林经营管理者会同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遵循山林保护和文物、遗存保护原则，制定合理的保护与利用方案。
第二十条 在山林红线保护区内进行森林旅游、休闲等非木质资源开发利用建设的，有关部门在审批前应当征求林业主管部门意见。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开发活动可能造成的森林生态功能影响进行评估并出具意见，对评估意见认定会造成森林生态功能破坏的项目，有关部门不得批准。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林业主管部门按照以下规定处罚：
（一）违反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逾期不恢复原状的，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恢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二）违反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处非法占用林地每平方米二十元以上三十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采叶、采花、采果、采种、挖掘树根、剥树皮，致使树木、野生植物受到毁坏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赔偿损失，没收违法所得，责令补种毁坏树木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并处毁坏树木、野生植物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砍伐、采挖珍贵树木或者树龄十年以上树木的，责令补植砍伐、采挖株数十倍的树木，没收砍伐、采挖的树木或者违法所得，并处树木价值三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拒不补植树木的，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四）违反第十六条第（三）项规定，致使树木、野生植物受到毁坏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树木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树木、野生植物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对树木、野生植物未造成毁坏或者林地上没有树木、野生植物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可以处非法损毁、占用的林地每平方米十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第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二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违反第十六条第（五）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清理，恢复原状；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第十六条第（八）项规定，非法收购、运输或者加工林木、野生动植物、砂石的，由林业、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照林业、矿产等法律、法规规定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处罚的，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四条 林业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未依法审核工程建设占用林地，不履行拟定山林保护专业规划、山林红线保护区的职责，对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规划、国土资源、建设、城市绿化等行政管理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颁发相关许可证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国有山林经营管理单位未依法履行山林保护职责的，由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 山林范围内由城市绿化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的城市绿地，由城市绿化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有关规定管理。
第二十六条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依据风景名胜区管理法规和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对风景名胜区管理范围内的山林实施保护管理。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5年6月1日起施行。
摘要：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基本范畴之一，经济法理论要不断走向成熟，就必须要有自己的责任理论，否则，就会影响经济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导致经济法理论不能自足;也影响到整个法律责任体系的重构、完善，进而影响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但现阶段对经济法责任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和逻辑性。本文通过对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刑法的责任的比较，总结出经济法责任自身的特性，得出经济法责任具有独立性这一结论。
关键词：法律责任；经济法责任；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成熟，市场经济关系也变得日趋复杂。这种纷繁复杂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像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这种新兴经济关系全部交由传统的民法、行政法来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的现象。限制社会强势主体的权力，保护弱势主体的权利，从而恢复强势主体权力与弱势主体权利之间相对平衡成为一种新的法权需求。经济法应运而生，它是调整社会强势主体与社会弱势主体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要求经济法责任独立，经济法的责任理论不仅影响经济法的制度实效，而且也直接关系到经济法理论的自足性。①
经济法责任在责任主体、责任形式、责任构成、责任内容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新颖性。经济法责任可以表述为：经济法强势主体违反经济法规定的义务而承担的不利的法律后果，是国家强制力在经济法中的体现。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是指其是一个与传统的民法责任、行政法责任和刑法责任相并列的、独立的法律责任，而不是三者的综合。
我们要通过对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刑法的责任的比较，推断出经济法责任自身的特性，得出经济法责任具有独立性这一结论，首先必须对与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相关的概念，包括：经济法责任独立、独立责任与独特责任的区分作准确全面地理解。
一、经济法责任独立概念的提出
经济法责任独立是指，经济法责任作为经济法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在目的、价值、理念、精神、功效等方面符合经济法独立体系要求，并因之而与适应于其他部门法的法律责任相区别，且能与后者相并存于整个法律责任体系之中。根据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分别依循纵向和横向两个脉络来对经济法责任问题进行研究，据此我们把经济责任独立的概念浓缩、提炼成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经济法责任的客观存在性问题，即在整个法律责任体系中经济法是否具备一般法学意义上的法律责任。这是从纵向对其进行研究，即把经济法放在法理学的视野里从整个责任体系的高度来探寻经济法责任是否存在自己的位置。在理论层面上其是否具有自己的法律责任，即以法律责任的概念、特征、类别、要件、原则等作为标尺，对经济法责任的主体地位、权义结构等进行考察，以此来确定其客观存在性.
第二，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问题。是指己经客观存在的经济法责任与其他部门法责任在内外部特征方面是否存在差异。这是从横向对经济法责任进行分析，即在己经肯定经济法责任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将经济法责任与其他部门法责任进行横向对比，通过对经济法律关系、适用主体、调整对象、实现路径等概念进行比较来探索经济法责任与其他法律责任的差异性，并将这种差异性作为其法律责任独立的法律依据。
二、独立责任和独特责任
很多经济法学者，都忽视了独立责任与独特责任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都是综合责任，并不存在什么独立责任。但是如果没有对独立责任与独特责任不予区分，是无法证明其独立性的。什么是独立责任?现行经济法规客观存在的责任形态有三种:
第一，应然与实然相分离的责任形态，也有学者称之为学理性法律责任.例如《宪法》第41条规定的关于我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可以看作是对经济法中国家管理与调控主体法律责任确立的法理依据，但在这一部分经济法规中，经济运行的特性决定了“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难以界定。由于市场失灵的风险一直存在，决策失误也不可避免，因此很难在实际立法中确定一个量化标准来判断国家管理与调控主体的法律责任，对于国家与政府作为责任主体的定位也十分棘手。正是因为确认工具的缺陷这就造成了经济法责任体系的不完整性，即对于这一部分经济法而言，其法律责任只具有理论上的含义，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并未明确化，不具有实证意义。鉴于这一部分经济法律责任应然和实然的分离状态，在讨论经济法责任独立性问题时，应将其划分出来，仅仅作为一种学理意义上的命题来思考。
第二、竞合性法律责任。这部分法律责任由于实现路径和传统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产生了交融，出现了责任形态竞合。也就是同一责任路径可以被多个部门法采用。这一点，正是许多民商法和行政法学者否认经济法责任客观存性的理由，他们认为经济法借用了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责任路径。竞合法律责任是一种法学资源，是一种实现部门法价值目标的法学工具，并不是某法律部门所特有。
第三、独特的法律责任。所谓独特的法律责任不仅要有体现本部门法属性的理论支撑，还要有专属于自己的适用路径和责任形态，其理论支撑体现经济法的理念和价值追求，其适用路径是实现责任的程序保障。独特的经济法律责任，其适用路径不仅“使用权”归经济法独享，而且所有权也专属经济法支配。
综上所述，排除法理性法律责任，经济法责任则由两部分组成，即由竞合性法律责任和独特的法律责任组成，这两者共同构成了独立的经济法责任。
三、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辩证分析
要分析并且判断出经济法是否具有独立的责任形式,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法是否为一个独立的法部门，还要看传统的法律责任的共同的构成要件是否适用于经济法权在遭受损害时能予以救济或经济法义务遭到违反时能给予纠偏。[1]这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经济法的法律责任与传统的法律责任如民法责任、刑法责任、行政法责任在责任构成要件上的区别，来辩证出经济法责任形式的独立性。
民事责任是指自然人或法人因违约或侵权而依法承担的不利后果。行政责任是指因违反行政法律或因行政法规定的事由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行政责任既包括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授权或委托的社火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中因违法失职、滥用职权或行政不当而产生的行政责任，也包括公民、社会组织等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律二产生的行政责任。[2]经济法的责任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以及行政责任相比较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由此可以概括出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性。
（一）经济法责任主体的特殊性
任何法律责任首先是法律主体的责任，违法者是法律责任的承担者，经济法责任主体有别于民法责任主体、行政法责任主体、刑法责任主体。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被抽象化为同质的平等主体，无强势弱势之分，民法责任主体因而具有对等性，民事法律关系任何一方违反了法定或约定的义务都可能成为向相对方承担责任的责任主体。行政法是规范行政权力和限制行政权力滥用，保护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法律，从控权的角度出发，真正的行政违法就是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②国家权力的主体是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各类国家机构及其负责官员，所以行政机关作为执法者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显然存在强弱之分。行政机关由于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而使任何个人和社会组织都无法与之抗衡，行政法责任主体只能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行政机关，处于弱势的行政相对人不可能成为行政责任主体。
经济法法律关系主体一方是社会强势主体，一方为社会弱势主体。经济法充分考虑强势主体和弱势主体之间的差别，所以对两者之间的权力、权利、义务、责任作出非均衡性、非对等性配置，以实现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例如：《反垄断法》主要规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对于反垄断法而言，能够成为反垄断法责任主体的大都是处于市场地位的垄断企业。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规定经营者的义务和消费者的权利，且将损害赔偿责任主体定为：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广告经营者以及营业执照出租、出借者和展销会举办者、柜台出租者，目的就是不仅为了保护消费者不因瑕疵商品受损害，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注意市场经济健康发展。[3]《中小企业法》规定了中小企业的多项权利。《公司法》强调处于强势的公司内部控制者的义务，保护处于弱势的外部投资者(非控制股东与债权人)的权利。《劳动法》规定了用人单位的强制性义务对劳动者予以保护。所以，从责任主体角度看，经济法责任可以界定为经济法强势主体因违反经济法规定的强制性禁止性义务而承担的责任。
它说明：第一，经济法责任的承担不存在违反约定义务的情况，否则当事人之间的责任关系便会进入民法责任的范畴。第二，弱势主体一般不会成为经济法责任主体，他们可能是确定的也有可能是不确定的，例如：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非垄断企业、中小股东、劳动者一般不会成为经济法责任主体，如果承担责任只能是民法或其它部门法责任。第三，经济法责任主体与行政法责任主体的相同点在于两者都是强势主体，不同点在于行政法责任主体是拥有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及公务人员，经济法责任主体是拥有社会权力的市场主体。在国家机关作为特殊的市场主体介入市场时，它所拥有的权力应界定为社会权力，这时的国家机关也会成为经济法主体，如政府实施了限制竞争行为，就会成为经济法责任主体。第四，同一违法行为主体在违反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各部门法义务时，可能既是民法责任主体又是刑法责任主体，既是行政法责任主体又是刑法责任主体，既是经济法责任主体又是刑法责任主体，还可能同时是经济法责任主体、行政法责任主体和刑法责任主体等。法律部门的主体制度是基于部门法特殊的调整对象、调整任务而以独特的视角建立起来的，因为同一社会实体或个人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享有不同的权利义务，从而成为各部门法主体。各部门法主体的特殊性，并非在于其创造一种新的主体，而是基于本身调整任务、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以便从各个不同的层面赋予主体以特殊的权利义务，从而形成一种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法律主体制度。③各部门法法律责任主体之间的特殊性实质上反映了各部门法调整对象的主体差异。换言之，各部门法法律责任主体之间的特殊性正是各部门法相互独立的标志之一。
（二）经济法责任形式的特殊性
通过前面对与独立责任与独特责任的分析，经济法责任形式具有特殊性，并不是说经济法责任具有与其他部门法责任完全不同的责任形式，而是说它具有某种特征即独特性从而让它与其他部门法责任区别开来，具有了独立性。不同的责任形式在不同的部门法责任中可以资源共享、合理配置，如：罚款和罚金作为财产责任对主体权益的不利影响是完全相同的，都是责任主体在财产上的损失，但它们分别是行政法、经济法和刑法责任形式；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刑事拘留作为非财产责任分属于不同的部门法责任，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确一点即只要在经济法中规定的由社会强势主体承担的责任便是经济法责任，而不是其他任何部门法责任。[4]
不同的法律部门的法律责任也有其独特的责任形式。如民法的违约责任，行政法的撤销具体行政行为责任，刑法中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等。经济法同样也具备一些其他部门法所不具有的责任形式，经济法责任形式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财产类法律责任形式的创新，突出表现是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凸显“社会性”的新型经济法责任形式，有机地融入“惩罚”的公法性和“赔偿”的私法性。经济法上规定惩罚性赔偿的责任形式在于违法者不仅要补偿因其侵权行为而发生的私人成本的损害，还要承担社会成本损害的赔偿。如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是为惩罚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为“惩罚性赔偿金”。二是行为类法律责任形式的创新。相对于行政法责任中常见的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或执照等传统责任形式，强制整顿、解割大企业、转让部分营业和改变传统经营方式等是经济法责任在行为类法律责任上的创新。三是精神类法律责任形式的创新，表现为宣布特定市场主体为市场禁入者、责令行为人在专业媒体上公开解释或道歉、银行对长期欠债不还的客户限制贷款资格与信用能力等一系列新型法律责任。四是针对经济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形式的创新，表现为停止、纠正、调整或撤消违法经济管理行为或经济决策以及剥夺经济管理资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