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时期罪犯改造现状的思考

潘曾（panzeng111@tom.com)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大，社会也加速着往前发展，处在急剧转型期，矛盾大量突出，整个社会结构、阶层状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新的犯罪形式，罪犯的成分、犯罪内容、罪犯的定位都有了新的趋势。这给了我们监狱工作者，特别是基层从事直接管理的的干警（一线分队长），带来一个新的挑战，如何在新时期搞好罪犯的改造工作，做好直接管理？是摆在每一个分队长面前的所需面对的课题。
疱丁解牛之所以厉害，其根本是由于了解了牛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闭着眼睛都能清楚的知道牛的整个身体结构。分队长要想搞好直接管理，同样也要清楚的知道当前押犯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趋势，屏除以前的那套旧的方法，不能满足于表面，满足于“严防死守”，满足于不死人、不打架、完成成生产定额（如果是那样管理，就等同于监工头而已）。就现状来讲，当前罪犯的出现了以下几个新的变化：1.罪犯成分多元化，刑事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经济类犯罪等不同成分的多类型罪犯，使监狱成了一个与外界直接相似的特殊社会群，过去社会上有的，监狱不一定有，现在社会上有的，监狱几乎都有了，各种类型的罪犯五花八门，监狱成了一个小社会群；2.罪犯的价值观念由单一型转向多元化发展，自我意识增强。过去的罪犯要求比较简单，能吃上饭，早回家，能见家人就行，现在的要求多了，价值观念也变了；3.罪犯普遍具有改造投机性、维权敏感性、行为的恶劣性、思想的难改性。在现时期，罪犯对于改造存在的投机取巧的思想，不是想很好的踏踏实实的改造，而是大部分想通过关系照顾、拉帮结派、讨好干警等来使自己的改造能“少出力，多成绩”，同时，罪犯对自身权利的维护十分敏感，动不动就搬出法律、监规、纪检、检察院等来限制和威胁干警执法，但对于法律中义务条款却经常记不住，思想上十分固执，对社会的仇视、敌视，畸形心理强烈；4.罪犯文化程度有所提高，部分罪犯不是不懂法、不知法，而是徇私枉法、知法犯法。过去那种“法盲加文盲”的笼统提法已经不太确切；5.罪犯与干警的对立感增强，对干警，特别是一线分队长有极大的信任感，认为分队长就是要不管死活，逼其干活。
罪犯中出现的这些情况，与我们当下的社会和监狱工作现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明晓了问题、变化出现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找到解决的办法，做好直接管理工作。原因主要有：1.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基尼指数已达国际警戒线，造成了贫富分化严重，同时部分人通过不道德的方式致富，贪污腐化现象层出不穷，使得社会部分人群仇视、不平衡心理加剧，导致犯罪。2. 在传统监狱体制下，受监狱职能多元化的制约，存在着对三大法定手段内在规律认识不清，三大手段各自运用、内容阵旧、方法落后、载体单一，甚至各行其是、矛盾冲突等情况，特别是管理的教育改造功能弱化，劳动的教育改造作用被曲解，教育改造往往被沦为狭隘的办特殊学校和三课教育，而且在很多还流于形式，罪犯改造方式落后，监狱对于罪犯的改造方法，还停留在老的一套，“三课”教育形式老套，思想教育跟不上新形势的需要，停留在表面服从监管、不出事情，平安就万事大吉，对于罪犯内心世界的改造很少提及，教育的开展总是千篇一律，“程咬金的三板斧，耍完了就拉倒”，缺乏针对性，没有将罪犯真正的改造成守法公民，有人曾总结说：监狱把罪犯关傻了、关呆了、关的什么不懂了。3.监狱干警既搞改造又抓生产，但是改造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必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生产却是直接同奖金和政绩挂钩，只要监管不出事，生产搞好了，就可以提拔，出成绩，多拿钱。所以往往造成了“生产第一，改造第二”，罪犯和干警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就相对突出起来。4.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干警观念陈旧，思想习惯化、凝固化，缺乏变化和进取，很多问题存在着认识茫然，抓不住自己的位置，不懂得自己的职能到底是什么？在新时期需要面对新的情况，但是在我们对干警的教育上和干警自身素质上，还存在大量不足，行为管理是沿用了传统的习惯，“三纲五常”在我们脑子里凝固的比较厉害，所以查查法律条文，查查有关规范已经不行了，但是很多干警还是凭着想当然做事。
新时期监狱事业发展的新情况，要求我们分队长做直接管理工作的时候，要根据新情况做出新的变化，直接管理承担着大部分的监狱刑罚执行功能，如何方针政策和改造方法，都要通过基层一线分队长来落实，而且分队长直接于罪犯打交道，最懂得押犯的新形势，最能感觉到罪犯的需要，也是最能体现监狱改造人的职能载体。那么分队长应该从什么方面下手，做好自己的工作，体现监狱的刑罚执行功能呢？我认为要抓住以下几点：
一、干警要克服执法陋习。有些干警习惯于君临于罪犯之上，居高临下，颐使气指；习惯于做罪犯的家长、父母官，而不习惯与罪犯平等对话，更不理解对罪犯的执法改造意识。这些执法陋习必须克服，否则会导致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克服执法陋习，比如在与罪犯进行教育和个别谈话之中，要求罪犯蹲下，甚至有些干警不让罪犯蹲下，就找不到谈话的“灵感”，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蹲下讲话的，罪犯要接受惩罚，但不是要用蹲下讲话这个方式，蹲下本身就使罪犯自觉低人一等，一个人一旦失去自尊，会好管理吗？我认为取消谈话中罪犯蹲下，是非常有必要，也是有利于改造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努力降低对暴力手段的崇拜和依赖，要把它作为最后手段和不得已而为之。暴力崇拜（即认为还是暴力解决问题快，有万能威慑力等）和暴力依赖（遇到问题首选暴力）是监狱管理无能的表现，具体到管理人员个人，多半是其素质低下或者是工作方法贫乏的证明。
二、尽快探讨监狱改革新路，要使监狱脱离生产、抓效益的职能，实现监狱与企业分开。监企不分是影响监狱刑罚执行的最大因素早已被大家所同识，但是如何改革，是摆在全体监狱工作者面前的难题，司法部部长张福森指出“改制后监狱企业主要任务，是为改造罪犯提供劳动岗位和生产手段，是改造罪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运行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罪犯改造这个目标，监狱企业的产业、产品结构要适合监狱改造罪犯的需要，有利于罪犯改造质量的提高，有利于罪犯劳动技能的培养，有利于增强罪犯刑满释放以后适应社会的能力。”由此可见，国家已把促进监狱职能的单一化，全面提高教育改造质量作为新形势下监狱工作的重点，这将使监狱民警从繁重的经济压力下解放出来，轻松上阵，全力以赴完成好“改造人”这一根本任务。但是监狱改革也不能搞简单分了就好，监企不是一“分”就灵，不能将一切解决之道归于监企分开，基层一线分队长在其中受的冲击是最大的，到底是企业干部还是改造干警，这影响着分队长工作的进行，应尽快出台措施，明确细节，配套工作要做好，处理好相关的人员安排，不宜快、赶、急，稳定警心。
三、探索直接管理新路子，加强执法指导。在对罪犯进行直接管理的时候，要注重针对罪犯个别情况进行教育，切不能“一刀切”，对罪犯整体和个体管教要由刻意追求罪犯规矩听话向注重调整罪犯心理转变。过去讲，罪犯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这些都是过去的常用词。这个方法不对，没注重人的心理，应该去改变。对于基层一线分队长的执法，要加大指导力度，不能说将分队长放到岗位上，只是一味压任务，更要对他们进行关心，实际解决他们在执法工作中的困难，因为作为分队长，他们的职权有限，需要上级配合和支持，方能搞好直接管理。
四、利用好“三亲工程”，即亲情会见、亲情会餐、亲情住宿。这“三亲”对于罪犯的改造工作能起到极大的作用，因为一个人可以什么都失去，但是对于亲情他是最看重的，如果一个罪犯在改造中，没有亲情激励存在，他感觉到连亲人都抛弃他了，他就没有改造的动力了，没有亲情和希望的自由又有多少人会想去追求呢？利用好它，能够充分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一次亲情会见，可能比十次干警谈心管用，通过于罪犯亲人的通过帮教，罪犯的改造工作才能成功，当前，我监还仅开展了亲情会见，而且次数相对较固定，会见的时间相对较少，罪犯普遍反应，一次接见才不到一个小时，有时只有半个小时，这么短的时间内，没办法有个很好的沟通，起不到好的作用。可以适当延长会见时间，全面开通亲情会餐和住宿，利用这个为杠杆，促使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
五、营造互助环境。当前监狱的外省籍犯、三无犯、病残犯、顽危犯比例较大，这些是罪犯中的弱势群体，需要在心理、生活、改造上对他们实施帮助与扶持。因而有必要开展互助工程，帮助其解决困难，比如外省籍少有亲人接见，在节假日，特别是接见日情绪就会异常，同时外省籍一般家境较差，罚金交不起、家庭无寄钱接济，这些都是改造的拦路石，所以通过互助工程，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帮助他们认识到人性的美好，相信还有真情，这无疑是改造有力的促进剂，对于营造良好的监区文化也是大有裨益。
六、教育要由强制灌输式向启发引导式转变。创造积极向上的监区文化，教育若不能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达到心理相溶，是很难产生强大的教育效果的，更难转化为受教育者的学识、意志和品质。同样对罪犯实施的一切教育，如果没有罪犯自身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强制灌输只能使教育流于形式。正如精神分析学家A·阿德勒所说的：“罪犯并不是特别的人类，他和其他人一模一样，他的行为也是人类行为合理的变衍。”监狱教育作为特殊的“教育系统”，在开展对罪犯的教育改造活动过程中应有创新观念，重视和发挥“罪犯自我塑造”教育的独特作用，使监内教育从“强制性”转变为“需要性”，把“要求我这样做”变成“我要这样做”，使教育的外因转化为罪犯的内动力。为此，我们必须：1.帮助罪犯树立可能达到的人生追求目标和生活目标（注：这个目标是因人而异的，而不是统一设计的）；2.帮助罪犯发现和认准自己的优势、特长和潜在的真、善、美的部分；3.帮助罪犯认识自己的人格，培养以“爱”为核心的健全人格；4.全体监狱民警要成为罪犯自我塑造教育的典范和榜样。

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 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


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会谈公报


（签订日期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０日）
　　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和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于一九七０年六月九日至六月二十日在北京举行了会谈。
　　双方完全同意和坚决支持一九七０年四月十九日中日双方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签署的会谈公报，并在此基础上就目前形势、中日关系和中日两国关于黄海、东海的民间渔业协定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
　　双方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悍然出兵柬埔寨，把侵略战火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的罪恶行径。双方严正指出，日本佐藤政府同美帝国主义的仆从一起召开所谓讨论柬埔寨问题的“亚洲会议”，充当会议“主角”，并积极参加所谓“三国委员会”进行种种阴谋活动，这是佐藤政府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亚洲政策效劳，直接插手印度支那，履行日美联合公报的一个严重步骤。日本反动派加紧向东南亚进行渗透和扩张，不断鼓吹从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直到马六甲海峡是日本的“生命线”，更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重建“大东亚共荣圈”的狂妄野心。
　　双方一致指出，佐藤政府不顾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决定“自动延长”扩大和升级了的日美“安全条约”，这是对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日本人民的严重挑衅，是对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印度支那人民以及全亚洲人民的严重挑衅。日本方面表示，决心要和日本人民一道，为粉碎日美新军事同盟、无条件收复冲绳和废除日美“安全条约”而斗争。中国方面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双方相信，中日两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一定能够在粉碎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双方回顾了一九六五年签订中日民间渔业协定以来的执行情况，对双方在友好合作、相互救助方面做出的积极努力表示满意。但是，由于佐藤政府变本加厉地推行追随美帝、敌视中国的政策和日本渔业界一小撮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给两国民间渔业协定的执行造成了很多困难。日本方面表示要为排除各种障碍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中日两国是近邻，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双方相信，切实遵守和认真履行中日民间渔业协定，将对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作出积极的贡献。
　　双方一致同意将中日民间渔业协定（包括有关换文、附件）有效期延长二年，并就该协定的补充规定达成如下协议：
　　一、为了保护对虾资源，自三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双方渔轮均不进入“协定”规定的第一渔区。
　　二、为了便于识别渔船，双方渔轮应在船尾明显处标明船名、船号。
　　三、为保障生产安全，双方渔轮在航行和作业中，必须加强昼夜值班了望。
　　四、根据实际执行情况，决定从日本方面提供中国渔船寄泊的港口中取消鹿儿岛县的山川港，使中日双方提供的寄泊港口均为两个；并决定取消中国渔船驶至日本方面指定的港口寄泊时通过渔业无线电台联络的办法。
　　五、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对侵犯禁渔区的渔轮，按情节轻重分别予以警告和罚款的处分，特别严重的取消其进入“协定”渔区作业资格。此项办法，由双方渔协严格执行，互相监督，并将处理情况通知对方。
　　六、双方一致同意围网船也应严格遵守中日民间渔业协定的有关规定。对围网船在“协定”渔区及其附近作业，应规定必要的限制措施，以利于保护上层鱼类资源。双方将在一九七０年内就此问题商谈解决。

　　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团长　　　　　　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团长
　　　　　王　云　祥　　　　　　　　　　　　　江口次作
　　　　　（签字）　　　　　　　　　　　　　（签字）

　　　　　　　　　　　　　　　　　　　　　　　一九七０年六月二十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