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与内地之间人员往来管理规定（修正）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深圳经济特区与内地之间人员往来管理规定（修正）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1986年2月22日广东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根据1997年7月26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与内地之间人员往来管理规定〉第十三条的决定》修正）
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与内地之间人员往来的管理，促进和保护特区的建设，维护国家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特区与内地之间建立有管理设施的陆地管理线，由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负责巡逻管理。
陆地管理线上的巡逻路，只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巡逻和有关检查管理人员执勤使用。原属民用的路段，仍可供民用车辆使用。
第三条 陆地管理线上的南头、白芒、布吉、沙湾、盐田、□(bei )仔角公路道口，供往来特区与内地之间的人员、车辆通行，由公安边防部门和海关分别设立机构检查管理。
第四条 在陆地管理线上的安乐涌口、安乐、甲岸、留仙洞侧岭、留仙洞村前、牛成路口、白芒村前、大王坑、麻坎、大坎、大坎东、福林东、长岭皮、长岭皮东、梅林坳、布吉鸡场、樟公□(she )、新屋吓、禾坑肚、澎坑垅、新村果园、大望、新田仔、横排岭、锡坑、坜背、小三洲
、大水坑、新上坪等二十九个地方，各设立一个人行便道口，只供陆地管理线两侧附近的居民及其耕作使用的拖拉机，按照指定道口往来特区通行使用，由公安边防部门检查管理。
第五条 在特区海岸的姑婆角和□(bei )仔角（暂在大梅沙）设立海上公安检查站，由公安边防部门对海上往来特区与内地之间的人员和船舶进行检查。
特区内的东角头、上（土步）码头，供从海上进出特区的人员、船舶使用，由公安边防部门和海关分别设立机构检查管理；大新、后海、大冲码头，只供特区渔民、蚝民出海生产使用，由公安边防部门检查管理；盐田、蛇口水产码头，供渔民、蚝民出海生产使用，由当地公安派出所检
查管理。
第六条 在特区内的罗湖火车站、蛇口工业区码头和赤湾码头等口岸，设立特区与内地之间人员往来专用通道，由海关和公安边防部门分别对物品和人员进行检查管理。
在特区内的铁路货运车站，由海关设立监管机构，按照海关有关规定检查管理。
经批准在特区内设立的货运专用码头，不得兼作它用，由公安边防部门和海关按批准机关的有关规定检查管理。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陆地管理线上开立道口，不得擅自在特区内的沿海、沿河设立码头，不得擅自在特区内的国家口岸设立特区与内地之间人员往来的专用通道。如确有需要增设或变动道口、码头和专用通道时，必须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报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核准，并报广
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八条 凡往来特区与内地之间的人员，必须由本规定所列的通道口、码头及专用通道通行，并持下列有效证件接受检查：
（一）内地人员，须持写明“前往深圳经济特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或《前往边防禁区特许通行证》。
内地渔民、蚝民、船员从海上前往特区，还须持有原规定的出海证件。
（二）服现役的人民解放军军人、人民武装警察，须持团（支队）以上机关签发的写明“前往深圳经济特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通行证》或《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通行证》。
（三）特区内的居民，须持《深圳经济特区居民证》或能证明本人特区居住身份的有效证件。
在特区工作的内地人员，须持《深圳经济特区暂住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等证明本人特区暂住身份的有效证件。
特区内的渔民、蚝民、船员和临时出海人员乘船出海，还须持有原规定的出海证件。
（四）陆地管理线两侧附近的居民从人行便道口出入特区，须持《深圳经济特区过线作业证》。
（五）内地人员经由特区出入境的，须持出入境的有效证件。
（六）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须持出入境的有效证件。
第九条 在特区投资设厂、兴办各种事业或购有住宅的港澳同胞由特区到内地，必须到原来入境口岸边防检查站办理手续。
港澳同胞驾驶机动车辆经特区前往内地的，须凭《港澳同胞回乡证》办理加签手续，并须持有我国的驾驶执照和车辆牌照。
第十条 《深圳经济特区居民证》、《深圳经济特区暂住证》和《深圳经济特区过线作业证》及其附页，由深圳市公安局印制、签发。
第十一条 对往来特区与内地之间的人员所使用的运输工具及其运送或携带的货物、行李物品和邮递物品，由海关按有关规定检查管理；需要进行安全检查的，由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或公安机关执行。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有碍管理和损坏各项管理设施的活动。
第十三条 对违反本规定有关条款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的处罚；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伪造、涂改、冒用的证件予以收缴。
违反本规定致使管理设施遭受损坏，当事人负赔偿责任。
第十四条 对违反本规定须给予行政处罚和追究赔偿的，按国家有关规定，由负责检查管理的单位或深圳市公安机关执行；须追究刑事责任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程序办理。
第十五条 本规定各项管理工作的施行细则，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制订，报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1986年4月1日起施行。
附：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与内地之间人员往来管理规定》第十三条的决定
（1997年7月26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1997年8月15日公布施行）^
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将《深圳经济特区与内地之间人员往来管理规定》第十三条修改为：
“对违反本规定有关条款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的处罚；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伪造、涂改、冒用的证件予以收缴。
违反本规定致使管理设施遭受损坏，当事人负赔偿责任。”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深圳经济特区与内地之间人员往来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人民之声》杂志上重新公布。
1997年8月15日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探究
－－以利比亚情势为视角
杨宇冠 中国政法大学
内容提要: 在利比亚战争期间，国际刑事法院对卡扎菲等人发出逮捕令，对卡扎菲政权的灭亡以及被追捕的有关人的生命、自由产生巨大影响。利比亚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国际刑事法院的各项诉讼活动仍在进行。通过利比亚战争期间国际刑事法院的一系列活动，可以看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依据、行使的方式和结构，同时也证明了国际刑事法院在处理重大国际事件，特别是国际罪行中的重要性、权威性、公正性和独立性。
2011年2月15日，受突尼斯、埃及等邻国民主浪潮的影响，数百名利比亚民众在该国第二大城市班加西进行和平反政府示威，要求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之久的穆阿迈尔·卡扎菲下台，进行民主变革。游行示威者与政府军发生冲突，并被武力镇压。以此为导火索，抗议及示威活动迅速蔓延至全国，骚乱与流血事件不断升级，引发了一场长达八个多月的内战，最终以反对卡扎菲政府势力组成的全国过渡委员会(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之胜利而结束。这场发生在利比亚境内的战争迅速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方面的干预行动不断加强，与此同时，国际刑事法院就利比亚局势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依《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罗马规约》）生效而于2002年7月1日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对严重危及世界和平、安全与福祉的犯罪行为行使补充性管辖权，以达到预防、遏制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的目的。利比亚并非《罗马规约》的缔约国，而国际刑事法院缘何能够对其局势行使管辖权并采取相关诉讼措施，其逮捕令对利比亚各方力量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效力如何，国际刑事法院对此次利比亚案件的处理展示出怎样的国际影响力，笔者拟通过实证分析作出解答。
一、国际刑事法院对利比亚情势的管辖
2011年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第6491次会议，参与表决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及十个非常任理事国一致通过第1970(2011)号决议，决定将2011年2月15日以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政府最高层煽动并实施对平民的敌意和暴力行为的局势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1]
利比亚并非《罗马规约》成员国，卡扎菲当政时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持反对态度。[2]国际刑事法院能否对其行使管辖权，管辖权的行使是否会违背条约相对性原则，是法院诉讼活动正当性需要解决的先决问题。
(一)《罗马规约》对非缔约国行使管辖权的规定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确定的条约相对性原则，除非非缔约国提交特殊声明，宣布承担规约义务，否则国际刑事法院对该国不能行使管辖权。同时，考虑到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中的重要作用，《罗马规约》第13条第二款规定“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行事，向检察官提交显示一项或多项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势”，国际刑事法院也可以对所述犯罪行使管辖权。
(二)基于安理会情势提交获得管辖权
对于联合国作出决议提交而取得管辖权的案件，权力行使的依据并非是《罗马规约》，而是安理会在处理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权威性和终局性。事实上，安理会曾经于2005年3月31日通过1593号决议，将2002年7月1日以来发生在达尔富尔地区的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苏丹及达尔富尔地区所有的冲突方都应根据本决议对国际刑事法院及检察官的工作给予完全配合。[3]
理论上，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5条规定，安理会作出的“联合国成员国在国际刑事法院调查该案件过程中提供合作”之要求，对所有成员国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因此，国际刑事法院对涉及非缔约国案件管辖权的取得，并不存在对条约相对性的违反问题，相反，恰恰说明了承担条约义务的强行性。[4]
(三)国际刑事法院取得管辖权的正当性
穆阿迈尔·卡扎菲作为当时利比亚政府最高领导人，直接煽动并实施对和平示威民众的敌意和暴力行为，这类发生在利比亚境内针对平民人口的大规模、有系统的攻击已经满足规约第7条危害人类罪的构成要件。[5]此时期待作为非缔约国的利比亚政府提交特殊声明从而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显得不切实际。“为了追究袭击平民事件，包括其控制的部队袭击平民的事件责任者的责任”，[6]安理会将利比亚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成为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正当性的基础。
二、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行使
2011年3月3日，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宣布，根据对所收集信息的分析，利比亚情势已经达到了规约规定的开展初步调查的标准(the statutory criteria)，同时与联合国制裁委员会合作，对犯罪嫌疑人的个人财产进行调查;5月16日，检察官向国际刑事法院第一预审分庭提交有关材料，证实卡扎菲政府为了维护政权的绝对权威，招募雇佣兵、指挥对示威平民的暴力攻击，已经有合理的证据确认其已经涉嫌危害人类罪，要求预审分庭签发逮捕令;6月27日，国际刑事法院在对检察官提交的申请书及相关证据进行审查之后，以涉嫌危害人类罪对穆阿迈尔·卡扎菲、其子赛义夫·卡扎菲和情报部长阿卜杜拉·赛努西发布逮捕令。
(一)检察官开展调查
根据《罗马规约》第15条和第53条的有关规定，检察官在作出开始调查的决定前，应考虑案件的管辖权(jurisdiction)、可受理性(admissibility)、严重程度(gravity)和是否有助于实现公正(interest of jus-tice)。检察官对情势的调查，意味着诉讼程序的正式开始。
检察官在对安理会提交的第一份报告[7]中指出，现有的证据能够表明利比亚境内正在发生并将持续发生危害人类罪等其他严重的犯罪行为，符合规约犯罪清单管辖权条件；尽管卡扎菲政府于2011年2月22日宣布将会组建一个特殊国家委员会对此案件进行调查，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在其国内可以成立一个真正能够对该案的责任人进行调查或起诉的机构，因此，国际刑事法院享有补充管辖权；安理会一致同意提交利比亚情势，充分体现了该案的严重性，虽然现在无法给出确切的数字，但有证据充分显示仅在2月这一个月里，就有500到700人因为枪击丧生。根据全国过渡委员会的统计，截至该报告递交之时，已有1万多名民众死亡，5万多名民众受伤；另外，并没有实质理由认为调查无助于实现公正。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检察官于2011年3月3日宣布对利比亚情势展开初步调查。
(二)第一预审分庭发布逮捕令
《罗马规约》第58条规定，在调查开始后，根据检察官的申请，预审法庭通过审查检察官提交的申请书和证据或其他资料，对于有合理理由相信该人实施了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并且显然有必要将该人逮捕时，可以发出逮捕令。
2011年6月27日，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危害人类罪对穆阿迈尔·卡扎菲、赛义夫·卡扎菲和情报部长阿卜杜拉·赛努西发布逮捕令。法院认为，根据检察官调查收集的证据，此三人是下令武力镇压并迫害在班加西等城市进行抗议示威活动平民的主要责任人，应该根据规约第5条、第25条接受对危害人类罪的指控并承担个人刑事责任。为了遏制其继续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犯罪，保护利比亚平民，确保他们能够到庭接受审判，必须对三人予以逮捕。
1．逮捕令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