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吉林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细则(暂行)》《关于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实行优惠政策的规定》的通知
吉林省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吉林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细则(暂行)》《关于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实行优惠政策的规定》的通知
吉市政办发〔２００3〕1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
现将《吉林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细则(暂行)》和《关于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实行优惠政策的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吉林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细则(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顺利实施《吉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以下简称《保障办法》），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指国家为救济社会成员中收入难以维持其基本生活需求而制定的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救济，围绕这种社会救济所制定的调整、申报、审核、资金发放等制度。
第三条 凡本市行政区域内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其家庭月人均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适用本实施细则。
第四条 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坚持保障基本生活的原则；坚持保障水平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坚持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 坚持定期救济和临时救济、政策扶持、社会互助、家庭保障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原则；坚持严格管理、规范管理与实事求是、因户制宜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动态管理、属地化管理的原则。
第五条 市、县（市）区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财政部门负责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工作经费和依法监督资金使用情况；劳动和社会保障、社保公司、工会、教育、卫生、公安、物价、统计、审计、人事、残联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相关工作。 县（市）区民政部门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工作的具体管理；街道办事处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受理、初审及日常具体管理；社区成立协审小组，协助审批机构做好申请低保待遇人员的家庭收入、实际生活水平的调查核实及低保政策宣传、低保对象日常管理。
第二章 保障标准
第六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有关标准，可由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物价、统计等部门根据当地城市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情况，与其他社会保障标准相衔接进行制定和调整，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执行，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非县（市）区政府所在地乡镇非农业人口保障标准原则上按县（市）区政府所在地保障标准的20%左右下调。
外县（市）非县（市）政府所在地乡镇非农业人口保障标准的具体数额由各县（市）按上述方法自行确定。 第七条 家庭月应领保障金计算公式为：
家庭月应领保障金＝（保障标准－家庭月人均收入）×家庭人口
第三章 保障范围
第八条 申请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家庭必须具备下列条件：持有非农业户口，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和家庭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可申请最低生活保障。
第九条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是指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户口在一起并长期共同生活的成员。具体有：夫妻；父母与未成年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子女、养子女、继子女、非婚生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与父母双亡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子女与无生活来源的父母、继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与子女双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与父母双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其他经认定长期共同生活的成员。
第四章 家庭收入确定范围
第十条 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的总和。货币收入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一次性安置费、经济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离退休金、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存款及利息、有价证券及红利、集邮藏品及古玩等各种收藏品、特许权使用收入、出租（赁）或变卖家庭资产获得的收入、接受馈赠和继承收入、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自谋职业收入和一切经确定应计入家庭收入的其他收入。实物收入按市场价折款计入家庭收入。上述家庭收入以申请日前3个月的平均额除以家庭共同生活的人数即为家庭月人均收入。
第十一条 不计入家庭收入的项目有：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做出特殊贡献，政府给予的奖励金；市级以上劳动模范享受的荣誉津贴；优抚对象的抚恤金、补助金、护理费、保健金等；
义务兵的津贴和退伍费；政府颁发的一次性见义勇为奖金；工(公)伤人员的护理费、补助金；因公死亡人员及其家属享受的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费、生活补助费；因工致残返城知青的护理费；其他经政府认定不计入家庭收入的项目。
第十二条 严格进行家庭收入调查。采取行业收入测评、家庭收入调查、家庭生活水平评估、群众监督、跟踪消费、社区居民评议等方法，准确核实保障对象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收入。对自谋职业者的收入，要按当地行业收入评估标准计算，实际收入高于当地行业收入评估标准的按实际收入计算。
第五章 家庭收入计算方法
第十三条 家庭成员个人收入计算
（一）从业人员。凡在国有经济、城镇集体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民营经济、其他经济组织及附属机构工作，并由其支付工资的各类人员均为从业人员。能够领到工资或虽不能完全按月领到工资，但不是连续6个月以上没有领到工资的从业人员，其收入计算方法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由区以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认定，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按实际收入计算。
（二）退休人员的收入按实际收入计算。
（三）下岗人员。下岗人员指企业按照定员定额精简或生产暂不需要的，已离开企业原工作岗位6个月以上，仍同企业保持劳动工资关系的。这类人员按实际领到的基本生活费计算月收入。如下岗人员在领取基本生活费的同时还在自谋职业，其收入的计算除领取的基本生活费外，还要加上其自谋职业的收入，自谋职业的收入按当地其所从事行业收入评估标准计算。
（四）失业人员。指国有职工与原工作单位解除劳动工资关系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每月领 取失业金为161元，如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同时还在自谋职业，其收入还要加上其自谋职业的收入，自谋职业的收入按当地其所从事行业收入评估标准计算。
（五）自谋职业人员。自谋职业人员收入按当地其所从事行业收入评估标准计算，实际收入高于当地行业收入评估标准的，按实际收入计算。
（六）上述各类人员，家庭中有在法定劳动年龄内（男18-60周岁、女18-50周岁）有完全劳动能力或部分劳动能力，符合就业条件、有就业要求而无工作岗位或未就业人员，其家庭实际月人均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低于保障标准并提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申请的，要首先向街道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所提出就业申请，由街道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所介绍就业。介绍就业后家庭实际月人均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仍低于保障标准的，按规定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七）上述各类人员家庭中有卧床不起病人需要专人护理或有12个月内哺乳期婴儿的，其家庭在实际生活中，确实需要有劳动能力的专人在家中照顾日常生活，在审批时可根据其家庭实际情况适当给予照顾。
（八）残疾人和工伤人员自谋职业的，按其所从事行业收入评估标准的70%计算，实际收入高于70%的按实际收入计算。
（九）领取安置费和一次性经济补偿金人员的收入计算方法。对领取安置费或一次性经济补偿金的人员，在核定其家庭收入时，要在所领取的安置费或一次性经济补偿金中，扣除2年应缴的社会养老保险费，然后将结余部分，按该家庭人口数和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适当考虑今后提高标准因素），计算可分摊的月数。计算公式为：可分摊月数=（安置费或经济补偿金-2年应缴的保险费）÷（保障标准×家庭人口）。在可分摊的月数内，该家庭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如果结余部分为零或为负数，则安置费或一次性经济补偿金不再计入家庭收入，对于除养老保险费之外还需扣除其他应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由各地按上述原则办理。对于因病因灾等特殊情况而将安置费或经济补偿金提前用完，在分摊月内生活确实有困难的家庭，可向社区提出申请并说明情况，报街道、区民政局酌情处理。
（十）家中安装住宅电话且每月电话费各项支出合计在30元以下（不含30元）的，其电话费支出额计入其家庭收入。
（十一）申请人对家庭收入核定有异议的，可直接向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市）区民政局提出。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市）区民政局应当自接到异议之日起30日内核查完毕，情况属实的要及时予以纠正。
第十四条 劳动能力认定办法
申请低保待遇人员的劳动能力分为以下5个等级：终身丧失劳动能力、终身部分丧失劳动能力、阶段性丧失劳动能力、阶段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具备完全劳动能力。需要进行劳动能力认定的申请人，需提供残疾证、工伤证和由市级或市级以上医院出具的病情介绍书等证件或证明，经由县（市）区、街道民政部门组织有关方面人员成立的劳动能力协议认定小组协议认定后，确定其劳动能力状况。如申请人对劳动能力协议认定小组的认定结论有争议，则由本人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劳动能力鉴定证明。
根据认定（鉴定）结果，有部分劳动能力自谋职业的人员，其收入按其所从事行业收入评估标准的70%计算，实际收入高于70%的按实际收入计算。
第十五条 抚（扶）养费计算方法
原则上按下列方法计算：离婚协议书或法院判决书有抚（扶）养规定的，按协议书或判决书规定计算；没有抚（扶）养协议规定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抚（扶）养费。按《婚姻法》父母对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抚（扶）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扶）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抚（扶）养的义务。有抚（扶）养能力的抚（扶）养人按不低于低保标准按月给付抚（扶）养费。抚（扶）养人能力无法确认的，抚（扶）养一人按承担方本人总收入的25％给付，抚（扶）养两人以上的比例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超过承担方本人总收入的50％。
第十六条 赡养费计算方法
原则上按下列方法计算：子女有赡养能力的，由赡养人按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月给付；子女赡养能力无法确认的，首先要计算子女家庭月人均收入。子女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30％的，视为该子女不向双方父母提供赡养费；子女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30％的，其高出部分的50％作为付给一方父母的赡养费。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第十七条 特殊情况计算方法
（一）福利企业中的在岗残疾人按实际收入计算；在福利企业挂名、放长假和下岗人员不受6个月限制，根据其劳动能力及自谋职业状况计算本人收入。
（二）原享受国家40％定期救济的精简人员，其救济金不计入其家庭收入。
（三）优抚对象中持证的老复员军人、伤残军人和"三属"（即烈属、病故军人家属、牺牲军人家属），本人收入按实际收入计算。
（四）家庭成员中同时有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的，农业人口不予保障。对农业人口有劳动能力的，其本人收入高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部分，计入家庭收入，本人不计入家庭人口；
城区非农户口居住乡镇的，实施保障时执行居住地保障标准；乡镇非农户口居住城区的，实施保障时执行户口所在地保障标准。
（五）对财产被占有的孤儿、丧失劳动能力的重残人员和超过劳动年龄的老年人，由财产占有人抚养或赡养。
（六）户口簿与实际家庭人口不一致的，原则按下列方法办理：户口簿人口大于家庭实际人口，以实际人口为准；户口簿人口小于家庭实际人口，以户口簿人口为准；子女在外地就学户口已迁出的应共同计算家庭人口。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教养和服刑人员不计入家庭人口。
第十八条 申请人家中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原则上不予救助：
(一）虽然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低保标准，但实际生活水平高于当地城市低保标准的。
（二）家庭存款数额及金银首饰折合成现金超过全部家庭成员3个月应领取保障金总额的。
（三）家庭私有住房面积明显超标的；有房屋出租的，或者租、住中高档住房的；3年内购买商品房或高标准装修现有住房的；
（四）家中购买高档非生活必需品（包括高档家用电器、高级服装、金银首饰、高档装饰品和其他非生活必需的高档用品）的；家中有小汽车、摩托车和其它非经营性机动车的；家中安装住宅电话并且每月电话费各项合计支出超过30元（含30元）的；家庭成员持有移动电话的；有高值收藏或高额投资有价证券行为的；有高于当地低保标准的馈赠、礼金支出的；家中饲养名贵宠物的；出资安排子女择校就读、出国留学或子女在义务教育期间入收费学校就读的；家庭成员自费出国工作（包括劳务输出）的。
（五）按月领取保障金、不按规定申报家庭收入的；不按规定提出续领申请的；有劳动能力、无就业要求的；无正当理由经介绍拒不就业的；无故不参加社区组织的公益性活动（劳动）的；无故不按期（一个月）领取保障金的；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嫖娼行为的；违反《婚姻法》、《收养法》和《计划生育法》且不服从处罚的；家庭成员中有经常出入餐饮、娱乐场所的。
（六）家庭人户分离情况不清的（不含拆迁户）；家庭中父母双方是农业户口且依靠土地生存，其未成年子女拥有城市户口的；家庭因征用土地而“农转非”，并自愿领取一次性补偿金的。
（七）被开除公职的劳教人员和服刑人员，在教育和服刑期间的。
（八）其他不能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
第六章 保障金的审批和发放
第十九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审批过程中的调查、受理、审核、上报等工作，由各街道办事处在上级民政部门指导下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实行银行发放。
第二十条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金遵照下列程序：
（一）就业申请。家庭中有有劳动能力未就业人员的，其未就业人员应首先向街道社保所和区劳动部门提出就业申请，进行求职登记，由劳动部门提供就业岗位，并出具相关证明。
（二）申请受理。凡家庭月人均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由户主在每月1日前经社区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提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书面申请；
（三）社区协审。社区成立5-7人协审小组，实行联签制度。受街道办事处委托，社区对申请低保的家庭进行入户走访，对其家庭收入进行调查核实，经民主评议、集体讨论、张榜公示后，在每月8日前将协审意见报街道办事处。
核实家庭收入采取下列方法进行：
1.入户调查法。调查组由社区低保工作人员及居委会干部3人以上组成，直接深入到申请人家庭进行调查，核实家庭收入情况和吃、穿、住、用等实际生活状况。
2.单位、邻里走访法。通过走访社区居民、到申请人工作单位了解其家庭收入和实际生活情况。
3.信函索证法。对不便走访的单位和有关人员，采取发信索取有关证明材料。
4.部门联动法。采取与劳动保障、社保经办机构、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建立联系的办法，及时了解掌握申请人的家庭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变化情况。
5.跟踪消费法。由社区对申请人家庭的消费情况进行跟踪，如其实际消费水平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则不予保障。
6.居民民主评议法。对有隐形收入、家庭生活水平较好或能够自行维持家庭最低生活，而又无法核实的特殊对象家庭，可采取召开居民民主评议小组会的办法，决定是否予以保障。
7、生活水平评估法。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日前6个月家庭日常生活主要项目支出收据，采集其主要日常消费6个月内平均数据，套入统计部门提供的公式，评估其家庭实际生活水平。
（四）社区对上报的申请人名单在固定地点每月5日予以张榜公布，2日内无举报在第3日上报街道办事处。 （五）街道办事处初审。街道办事处对社区协审合格的申请低保的家庭进行初审，初审采取初审小组集体讨论、入户复查等方法进行。对初审合格的填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审批表》，于每月15日前将初审结果上报县(市)区民政局，并录入有关数据。
（六）县（市）区民政部门审批。县（市）区民政部门对街道办事处上报材料进行审查审批，在每月25日前审批完毕，并报市民政局备案。
（七）社区在每月30日对县（市）区民政部门的审批结果张榜公布7天，无异议的，发放由市民政局统一印制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有异议的，经调查确实符合条件的，按首次审批时间发放保障金。
（八）次月开始向上月被批准保障的对象发放保障金。
第二十一条 已享受保障金并要求继续享受的，要在每月25日前到社区履行续申请手续，社区公布续保人员名单，2日内无举报，可续领保障金。
第二十二条 对领取保障金人员，其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保障标准时，社区上报街道办事处，并经县（市）区民政局批准后，停发保障金并收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第二十三条 申请保障金所需证件
（一）户籍证明：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二）职工单位证明：退休人员由社保部门或所在单位的工会、人事（劳资）部门出具证明；其他从业人员由所在单位工会、人事（劳资）部门出具证明。
（三）残疾证明：残疾人需提供残疾证及复印件。
（四）劳动能力认定（鉴定）证明：因病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需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劳动能力认定书、鉴定证明。
（五）离婚证明：离婚人员提供离婚协议书或法院判决书原件、复印件。
（六）赡养关系证明：有子女的老年人应提供子女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收入证明。（七）失业证明：领取失业救济金人员应提供领取失业救济证明。
（八）下岗证明：下岗人员应提供下岗证，或所在企业及主管部门或劳动部门出具的半年以上不在岗工作的证明。
（九）疾病证明：患病的需提供由市级或市级以上医院出具的病情介绍书。
（十）18周岁以上在校学生学籍证明。
（十一）迁移证明：动迁户提供有关迁移材料。
（十二）需要提供的其他证明。
第七章 保障对象的管理
第二十四条 建立低保对象动态管理制度。对符合低保条件的要随时纳入保障范围，低保对象家庭收入发生变化的要及时办理增发、减发、停发保障金手续。
第二十五条 建立低保对象续领申请制度。享受保障待遇的对象，每月领取保障金后，在当月25日前，必须通过社区向审批管理机关申报家庭收入变化情况，并按规定提出下月续领申请。
第二十六条 建立低保对象公益活动（劳动）制度。街道和社区要组织低保对象参加社区公益性活动（劳动），为社区建设尽义务。
第二十七条 建立低保对象备案制度。县（市）、区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必须建立并保存低保对象档案，并指派专人负责管理。
第二十八条 建立低保对象家庭收入定期核查制度、低保工作定期检查制度和年度考评制度。社区每月对辖区内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居民家庭收入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核查，并向街道报告；街道办事处每季度重点对有劳动能力未就业人员家庭收入变化情况进行一次核查；县（市）区民政部门要不定期进行抽查，每半年对城市低保对象整体情况进行一次检查，检查的重点是家庭收入变化情况、低保待遇的落实情况、保障金管理发放情况、规范化管理情况，每年进行一次低保对象年检；市级民政部门要经常性地进行抽查、检查，并不定期对抽查、检查情况进行通报。每年要对全市低保工作进行考评。
第二十九条 保障对象在本县（市）区内迁移，由本县（市）区、街道办理保障待遇迁移手续，变更管理关系，不再重新履行申请、审批等程序；对跨县（市）区迁移的，由原县（市）区民政部门办理保障待遇迁移手续。负责接收的县(市)区民政部门凭保障对象迁出证明按保障对象原享受标准为其发放下一个月保障金，同时对该保障对象进行复查，办理增发、减发、停发保障金和换发保障金领取证。
第三十条 户口与居住地不符的人员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应由户口所在地受理，申请人需提供居住地街道、社区出具的相关证明。
第三十一条 对符合就业条件、尚未就业的城市低保对象，街道和社区要配合劳动保障、工会等部门，对其进行就业培训，积极介绍、安置其就业，尽快使其从根本上摆脱贫困。
第三十二条 对取消低保待遇的，审批管理机关要通知本人，说明理由，并委托街道或社区办理取消保障待遇手续，收回保障金领取证或有关领取保障金证件。
第八章 监督与处罚
第三十三条 各级民政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公开办事场所、政务公开栏和宣传栏等形式，加大城市低保工作的宣传力度，做到低保政策公开、办事程序公开、保障对象公开、保障金发放结果公开，接受居民的监督。社区对申请和续领人员名单的张榜公示要做到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栏目、统一格式，较大的社区要多地点进行公示。公示的内容要有户主姓名、家庭人口、保障人口、收入情况、子女家庭收入情况、保障金额、家庭困难主要原因等。对公示情况，要建立反馈制度，落实处理结果。
第三十四条 市、县（市)区、街道都要建立举报箱和监督、咨询、举报电话，受理居民的举报、投诉和咨询。
第三十五条 各级民政部门会同财政、审计、纪检和监察等部门，每年至少对保障金管理发放情况进行一次大检查，对查出的违法、违纪行为严肃处理。
第三十六条 对从事低保工作的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要加强培训，每年要进行工作考核，考核优秀的予以表彰奖励，考核不称职的不能上岗或调离低保工作岗位。低保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批评教育、党纪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对符合低保条件的人员拒不签署意见的；
2、不坚持原则，为不符合条件人员办理低保待遇的；
3、工作中不严格按规定程序操作，带有随意性的；
4、工作中有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行为的；
5、贪污、挪用保障金的；
6、在工作中有索贿、受贿行为的。
第三十七条 城市低保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市）区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追回已领保障金（实物），并视情节按有关规定予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采取隐瞒、虚报家庭收入、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保障金的；
2、家庭收入好转不及时向审批管理机关申报的；
3、无视有关政策规定，无理取闹、扰乱办公秩序的；
4、谩骂、伤害低保工作人员的。
第三十八条 对为申请享受城市低保待遇对象在就业状况、家庭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劳动力状况、家庭人口状况等方面出假证的有关单位的人员，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要给予批评教育、纪律处分和经济处罚；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九章 保障资金的来源及监管
第三十九条 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需资金，由同级财政承担。保障资金列入财政预算，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专户管理，要保证资金专款专用，不被挤占、挪用。
第四十条 保障资金的使用接受财政和审计部门的检查、审计及社会监督。
第四十一条 县(市)区财政部门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安排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经费，用于保障工作的调研、培训、核查和档案管理及基层工作人员补贴。
第十章 档案及网络管理
第四十二条 完善档案及证件管理。各种档案要齐全，实行一户一档，分类进行管理，长期保存。
第四十三条 建立健全全市保障制度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逐步实行市、县（市）区、街道（乡镇）、社区四级计算机网络化管理。县（市）区、街道及社区低保所需硬件设备要统一论证、统一设计、统一采购，经费由地方政府解决。
第十一章 建立多元化配套救助制度
第四十四条 在实施城市低保差额救助的同时，还要逐步建立临时救济、政府优惠、政策照顾、大病救助、社会互助等制度，进一步完善城市低保救助体系。
第四十五条 通过财政出资、社会捐赠等方面筹集资金，建立临时救济制度，重点对已享受低保待遇或虽不符合低保条件但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的城市居民，在重大节日、患重大疾病或出现特殊情况导致家庭困难时，给予临时性资金或物资救济。
第四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有劳动能力的保障对象自谋职业、自食其力。同时，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通过制定优惠政策的办法，对低保对象的就业、就医、就学、从事个体经营、住房、取暖等方面给予扶持和照顾。
第四十七条 建立社会帮扶制度。通过开展扶贫捐赠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户扶持活动，采取“一户一策”措施，为低保对象提供生活援助，解决生活困难。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外县（市）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参照执行本细则或根据本细则制定本地的实施细则。
第四十九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行。过去有关规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本细则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关于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实行优惠政策的规定
第一条 为切实保障我市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以下简称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鼓励和扶持低保对象自谋职业，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低保对象是指符合《吉林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细则(暂行)》规定，持有《吉林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的家庭及其家庭成员。
第三条 低保对象属于下岗、失业人员或原来无职业、具有劳动能力并且有就业愿望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开办的就业服务机构要优先为其培训和介绍就业，并免收其就业培训费和职业介绍费。
第四条 低保对象从事小型个体经营活动的，可享受下列优惠政策：
(一)对于从事餐饮和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卫生部门要优先审批，减免健康体检费50％，免收《卫生许可证》工本费，免收年审费。
(二)对于从事非机动车运输业的，免收工商管理费、占道经营费。
(三)在早市、夜市摆摊经营的，免收市场管理费，免收占道经营费。
第五条 低保对象家庭及其成员可享受下列优惠政策：
(一)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低保对象子女就学，在义务教育阶段按学区入学的，免除杂费。考入计划内高中的，免除学杂费。
(二)低保对象住房动迁的，低保对象原住房在40平方米以下,并且家庭在本市(含集体土地)没有其他正式住房,由拆迁人按房屋建筑面积不低于40平方米予以安置。低保对象被拆迁的房屋属于私产的，安置后房屋产权归被拆迁人所有，互不结算差价。低保对象被拆迁的房屋属于公产的，安置后房屋产权归原产权人所有，互不结算差价，低保对象与房屋产权人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三)低保对象居住楼房并享受供热的，享受减免供热费待遇。减免标准：低保户以6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减免的基准面积，超过60平方米部分热费不在减免范围内,由个人全额负担;不到60平方米的以实际面积为减免的基准面积。符合减免条件的低保户减免基准面积80％—100％的供热费。建筑面积超过80平方米的原则上不予减免。减免热费由市政府从供热保障金中给予补助。
(四)低保对象到本市医疗单位就医的，减免基本手术费10％，减免CT、核磁共振等大型设备检查费10％。
(五)低保对象免购各种债券，免收社会集资和摊派的款项。
(六)低保对象免收居民卫生费和治安管理费。
(七)低保对象遇有丧葬事宜时，分别减免火化费、运输费20%。
(八)低保对象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享有法律援助部门提供服务的权利。
第六条 今后凡出台涉及居民日常生活、需要个人交费的政策，制定政策的部门要作出对低保对象给予适当减、免、缓收费的规定。
第七条 低保对象凭《吉林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和县（市）区民政部门的证明，享受上述规定的各项优惠政策。
第八条 原有政策或规定与本规定有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九条 本规定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论对合同自由原则限制的理论思考
宋绍青
内容摘要：合同自由原则是私法意思自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表现形式。它发源于欧洲中世纪，确立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自二十世纪以来，这一原则逐渐受到了限制。本文从法律实证，现实功能及理论基础等角度入手，通过对合同自由原则限制问题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并非是对此原则的根本否定，而是作为一种修正使这一原则更具有社会适应性和现代化的需要。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希望能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合同自由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 格式合同 附随义务
合同自由原则以个人本位思想为基础，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强调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自二十世纪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由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国家资本主义阶段，传统的合同法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诚实信用及以它为基础的附随义务，格式合同条款，强制性缔约等规则和制度的出现，使以合同自由原则为基础的传统契约法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限制。这些限制对合同自由原则的发展会起什么作用？是否意味着对合同自由原则的根本否定？本文首先对合同自由原则作一番思考。
一、合同自由原则的探析
合同自由原则发源于欧洲中世纪，确立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1] 合同自由原则产生的经济理论基础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提倡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废除各种限制性规定以保护自由竞争。同时，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主张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并赋予当事人在其合意中表达的自由意志给予法律效力。这种强调人类自由的理性哲学为合同自由的确立提供了哲学基础。[2] 正是在这种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强调人类自由的理性哲学的基础上，适应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近代私法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的理论。同时，商品经济在西欧及地中海地区的发展，为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提供了社会实践经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与人之间 的经济生活联系越来越密切，任何一个人必须与市场打交道，参与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各环节。由于人们生产、生活与市场的联系不可分离，人们逐渐认识到商品价格是按照供求关系变化而不断的变化，于是人们通过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分析，购买或出售商品以获得利润来促进自己经济实力的壮大。由于当时科技不发达，许多行业还是简单的手工操作和个体经营，人与人之间的实力差距不大，而且大多数商品交易的主体都是个人，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进行交易过程中还无法利用个人之间这种微不足道的差距而获得巨大的利益。这时人们就假想每个人的权利能力完全平等，统称为自然人，对于社会各种组织团体，无论其大小强弱而统称为法人。它们都是社会市场活动中平等的主体，可以自主地选择相对方当事人，按照市场的规则，并借助于自己的技能和判断能力，讨价还价，进行谈判。这种自由自主的交换不仅能提高财产、资源的利用效率，使整个交换过程增值，而且能使交换双方达到各自交换主体当初预定目标。在当时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各自由经济实体自由地参与市场的生产、交换等环节，每个主体可以根据市场规则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选择最合适的缔约相对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实现了交易的公平、公正。所有这些经济活都为合同自由原则的产生奠定实践的基础，推动了合同自由原则的产生。19世纪早期第一部典型的反映商品经济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民法典《法国民法典》中使合同自由原则得到了正式的确立。[3]
合同自由原则又称契约自由原则，是指当事人有依合同负担义务并强制之履行的自由。此原则有两个含义：首先，在私法关系中，个人取得权利义务应基于个人意思表示；其次，个人意思之行动，应有其自行决定的自由。[4] 合同之精髓在于当事人自由意志，只要不违反法律及公共秩序，每个人都有完全的合同自由，按照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得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决定是否订立合同，自由决定对方当事人，自由决定合同的内容，自由地决定合同的形式等。合同自由原则的要求，即确立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合同当事人完全依自己的意愿确定合同内容，此合同一经成立，生效即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并且当事人中任何一方均有权排斥和拒绝公共权力的干预。合同自由原则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表现形式，在市场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对欧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还加强了世界经济的联系和融合。
但是，这种自由经济下的契约自由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是在许多假想理论和部分实践经验中发展起来的。它在扫除封建制生产方式，发展商品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垄断资本的出现，这种自由经济条件下的契约自由，在假想理论指导下的契约自由，也有其自己的不足和缺陷。
这种契约自由，合同自由，是在自由经济条件下自由经济主体是完全平等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不论自然人或是法人，当事人必须严格按照合同自由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即所谓契约必须严守，法官裁判案件也必须按照契约或合同约定内容的条款进行，至于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订立契约是否一方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或对方的急需或缺乏经验或履约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等在所不问。[5] 古典契约理论就是用抽象的规则来调整契约的关系，这种契约自由从一开始就没有注意到缔约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它只是在假定所有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在讨价还价的力量上是平等的前提下适用的。这在经济活动主体主要是个人的自由竞争时期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但随着工业的突飞猛进，商业的日益发达，各主要工业国均告别自由竞争而进入垄断阶段，经济活动主体已由个人为主的时代转向以大公司、大企业及垄断组织为主的时代。那种假想自由主体是完全平等的理论基础已经动摇。由于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经济技术条件不同，科技含量不等，市场信息不对等，国家支持程度不同等，这都会在当事人之间造成强烈的不平等。[6] 虽然形式平等，但达不到实质平等、公正，只会导制强者对弱者的限制和剥削。契约自由的公正性越来越只具有形式意义，大量标准合同开始取代自由协商而得来的具体条款，越来越多的标准合同条款是以要么接受要么拒绝的方式提交给当事人的，为避免这种现象导制社会的不公正，限制合同自由就成为必然。这种已发生深刻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迫使20世纪的法官、学者和立法者正视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现实，抛弃形式正义的观念，而追求实质正义。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必然要求对契约自由以立法和司法上进行必要的规则。下面笔者就提出几种对合同自由原则限制的具体制度。
二、对合同自由原则限制的具体制度
㈠ 强制性缔约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合同立法、学说、判例中，默示条款，格式条款，合同形式的特别要求等，使得契约自由原则受到很大的限制，其中对传统契约理论冲击最大的当数强制性缔约 的 出现。强制性缔约是指个人或企业负有应对相对人的请求，与其订立契约的义务。[7] 换言之，合同一方当事人对相对人的要约，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这就使得契约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要约负有必须承诺的义务，即强制缔约义务。这种义务是法定的，是法律对合同自由的限制。
在实际生活中，强制性合同对合同自由进行了两种不同程度的限制。其一，使一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自由受到限制，即对他人提出订立合同的要约无权拒绝。比如存在于公用事业的强制缔约，邮政、电信、电业、自来水、铁路、民航等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客户或用户的合理使用要求。[8](P77) 其二，选择对方当事人的自由受到限制，即一旦当事人决定订立合同，他无权选择合同相对方当事人。比如房屋出租人出卖房屋，承租人凭借优先购买权向其发出购买要约。前者被称为绝对的强制合同，因为在此情况下，法律直接为一方当事人设定了另一方提出的要约必须承担的义务。后者被称为相对的强制合同，因为此时法律规定只有在具备一定的条件下，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的要约才负有必须承诺的义务。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要求中国既要发挥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又要实行国家干预，宏观调控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各种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利用强制缔约来限制合同自由的目的也在于此。由于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实力强弱相差悬殊，信息不对等方面的影响；还由于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实现的最大化。结果很可能会造成个人利益之间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不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弱者利益无法实现，导制社会不公正。而国家干预合同订立过程，干预合同自由原则，发挥社会协调平衡能力，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的最大公平。强制缔约义务在我国民商事法律中已有明确规定。如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的通常、合理的要求。”这里对从事公共运输承运人设定强制缔约义务，主要是由于这些承运人往往具有独特地位，以及提供的服务具有公用事业的性质，旅客和托运人除了这些承运人之外，无法找到别的合适的合同当事人，即合同当事人无法选择另一方当事人的自由。如果不强制这些承运人与旅客订立合同，就会导制整个社会秩序的紊乱和经济生活的非正常进行，无法保护广大的弱者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角色。这种强制缔约义务规则，对于实现社会公平和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现代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㈡ 格式合同制度
格式合同条款是我国合同法新增加的一种规则条款，其实质是方便合同订立，节
约交易时间和交易成本，规制合同自由，实现公平正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格 4
式合同（the Regulation Of Formula Articles)又称标准合同，一般是指由具备特定条件的一方当事人依法向不特定另一方当事人发出固定形式的要约，并且所有不特定的另一方当事人无差别地完全接受，以此来界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9] 格式合同是一种特殊的协议，它在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方面除遵循合同法一般规则外，它还有自己的特点：第一、格式合同内容一经确定下来，便平等地无差别地适用所有不特定的另一方当事人，不再与另一方当事人协商合同内容的增减变化；第二、格式合同的内容和形式是相对固定的，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另一方当事人只有两种选择，即接受或拒绝。
格式合同的产生是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机械化、工业化的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领域的扩大，使许多商品采取机械化制造，大宗交易方式，由于各种交易活动的不断重复运用，逐渐使某些合同条款固定下来，演变成今天的格式合同。它的出现适应了现代化经济生活需要，为经济交往提供了方便：⒈ 格式合同订立手续简便，程序快捷，顺应了现代化生活的快节奏；双方当事人不需要为订立合同内容而花费更多的金钱和时间，只需要提供格式合同的相对方当事人对格式合同内容进行审查。这种合同的存在，使订立合同过程成为一个合同审查过程而不是繁琐的合同制订过程，有效地减少合同当事人之间进行订约磋商和合同签订的时间，降低合同当事人的签约成本；[10] 同时另一方当事人通过对合同内容是否合法，有关免责条款，违约责任条款等规定是否适当，双方权利义务是否明确、公平，具有可行性和可诉性等方面的审查，以保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公平、平等，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⒉ 这种格式由于是由各经济主体在商业实践中得出来的，经常使用于商业贸易和商业服务中，其各条款漏洞少，能切实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⒊ 格式合同作为要约形式其内容一经确定，便相对稳定，任何不特定的另一方当事人不能加以更改，对格式合同不加拒绝的所有被要约人都平等地无差别地按照格式合同的规定，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给所有的相对人平等无歧视的待遇，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由此可见这种格式合同很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它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了自身的不足。
格式合同主要是限制另一方当事人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格式合同的提供者将合同的内容提前制订好了，相对方只能表示接受或拒绝，这个合同，而不没有与提供格式合同那一方进行协商修改合同内容的自由，这样看起来也是限制合同自由，而实际上只限制相对方订约自由，相对方除了接受或拒绝合同外，别无选择，这就会造成一种形式上的公正，而实际上，一方受到另一方，特别是当其中一方当事人为了生活、生产而必须购买另一方当事人的商品或服务时，而面对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有不利于自己利益实现的条款，如果不与另一方签订合同而与另外的当事人签订合同，就可能会因路途遥远、开支增加、提高成本，而得不偿失。而只有接受另一方当事人的格式合同。笔者分析认为：这种格式合同是在国际或国内经济贸易交往中逐渐形成的订立合同的形式，国家并没有干预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自由行为，其实质还是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肯定。但是这种格式合同很可能成为强者对弱者控制的表现。在原来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其实力不对等的合同当事人，无限制的契约自由，只能导制强者对弱者的限制和剥削，导制社会的不公正。导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但这种不公正现象在垄断阶段表现得更为强烈。那么在现代社会如何在实行合同自由的同时，力求避免这种不公正现象的存在，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地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笔者认为，法律应对格式合同进行规制，这是必经途径。而且，在欧美一些国家先后通过立法和判例的方式，利用强制性规定干预合同订立的全过程；有的国家还赋予法官对格式合同效力认定给予自由裁量权。
现代法律对古典合同法的重大变革，这并非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根本否定，表面看，在格式合同签订过程中，不存在协商的现象，实际上，并非一方当事人被迫完全依照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格式合同参加合同关系，而是双方当事人必须依照现代法律对格式的规制的基础上建立合同关系。首先,表现出一方当事人在制定格式合同时，必须按法律对格式合同的要求，按行业规则，拟定格式合同条款，使格式合同条款任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11] 如法律关于合同免责条款的规定，关于违约责任及救济方式的规定等，在格式合同必须反映出来。其次，另一方当事人虽然没有参与制定格式合同，但他在签订合同之前，已经按法律对格式合同规定的要求，待业规则，交易习惯及自己的利益对合同作了全面的审查，审查结果只要符合格式合同制度，没有违法现象及没有明显的显失公平，自己同意签订合同，这就应认定为是双方合意的合同。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平衡了双方当事人权益，既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又体现了法律对合同自由原则的规制、引导，而不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根本否定。法律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又格式合同的规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观点来分析：自由不能是绝对的，绝对的自由的结果只能导制实际上的不自由。合同自由原则也不可能是绝对无限的自由原则，它也只能在规则、法律范围内起作用。[12] 作为私法的重要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地位是不会改变的，市场经济需要这一原则，法律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对格式合同的强制性规定，限制性规定等，也只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规范和补充。
㈢ 附随义务
附随义务的理论发源于德国，后被各国立法，判例及学说接受。它的基本含义是，在合同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除给付义务外，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尚发生旨在辅助当事人实现其利益和各种通知、协助、照顾、保护、保密等义务。[13] 附随义务突出表现为合同义务的扩张，不仅不用当事人意思表示直接进入合同中，作为合同义务的一部分；而且现代合同法已以仅仅保护成立并生效的合同，改变为对合同以谈判、订立、履行至终止全过程的调整，突破了传统合同自由原则关于合同内容即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必须当事人双方合意，否则无效的规定。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经济活动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高速发展，资本迅速集中，继续推行绝对的合同自由对实力相差悬殊的各经济主体是绝对的不公平，其所谓的合同自由只能成为以强凌弱的保护伞，而置现实的社会评价、伦理、利益与实质正义而不顾，越来越难于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毕竟合同自由原则是以个人为本位，鼓励人们积极地利用合同实现自我意志，为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如何达到双方当事人自身利益的实现，又能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使单纯依合同自由原则形成的合意或对价决定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原则被打破了。诚实信用原则以社会为本位，追求衡平正义，要求人们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对合同自由原则起到了引导和限制的作用。[14]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结合，适应了现代社会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过程，从价值趋向与社会价值趋向结合的新潮流。合同自由原则除了对市场经济起积极作用外，它所带来的许多不合理现象，如导制当事人实际上的不平等，当事人可能滥用权利，尔虞我诈等，也因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而风光不再。诚实信用原则不仅要求人们在进行交易时诚实不欺，恪守信用；更重要的在于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要求当事人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15] 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当事人不仅需要按照当事人的自由意思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履行合同，而且还要承担双方当事人自由约定合同内容之外的随着合同的进展，而逐渐产生的附随义务，虽然合同未作约定，当事人仍应履行，从而突破了合同自由原则的要求，变成了对合同自由原则的一种限制和约束。
附随义务依诚实信用原则而确立，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突破，对现代社会有其重大意义：首先，合同义务由约定义务向附随义务的扩展，使合同义务本身趋于完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更加具体明确。其次，附随义务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合同自由观念，使合同法理论进一步完善，具有可操作性。再次，附随义务要求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交易中，更加尽力注意义务，使交易目的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达到当初订立合同的预期目标；同时，使当事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最后，附随义务的发展，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交易环境更加公平、合理，更大地促成交易，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既然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附随义务制度对现代社会有其重要的作用，那么作为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正在推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就更应当制定附随义务制度。现今，我国合同法已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虽没有明确规定附随义务制度，但其附随义务所表现的先缔约合同义务，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后合同义务等已分别在合同法中作出了规定。如，一方当事人负有对有关对方当事人利益的重大事项的告知义务：订立借款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再如，一方当事人履行债务时，应当合理顾及对方当事人和标的物的状况，不仅要承担严格履行自己的合同的义务，而且要配合对方履行义务；承担给对方履行义务时提供便利条件的协助义务。附随义务是现代合同法中十分活跃的因素，在我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中，以合同为核心的交易活动日益频繁复杂，正确认识把握附随义务，重视并实践附随义务，对于促进交易，发展经济，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对合同自由原则限制的理论思考
本文通过合同自由原则限制的几种具体制度的阐述，可以知道：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空前发展，合同自由原则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在以资本主义垄断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经济的现代市场经济以后，以合同为纽带的市场交易的涌现，以及社会各阶段经济状况日益两极分化，使得在新的形势下完全恪守合同自由原则出现阻碍交易的实现，放纵不正当竞争；同时，可能会造成广大劳动者和消费者利益的重大损失，致使社会最终可能丧失公平正义的价值功能。梁慧星先生将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变的理念归纳为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这种现代民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推进了新契约自由理念的形成和发展。在现代社会中，对契约自由的绝对放任，就会使契约自由背离契约正义，甚至对契约正义造成侵害；而对契约自由的过分干预可能缩小私法自治的空间，侵害私人权利，私法公正就会被另一种意义上的公正所代替。[16](P250) 如何解决契约自由和实质正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应承认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另一方面又要防止私人权利的滥用造成事实的上不平等、不公正，而承认公法干预的合理性。
笔者认为，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并不是自由原则的衰落，而是对传统契约自由真实意义恢复。当合同自由原则所赖以产生的基础发生动摇时，契约自由就越来越偏离自身的正义价值而徒具有形式，这种情况下，对合同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不是契约自由的衰落，而是强制其归位，以恢复其本来的价值和地位。所以在今天强调契约自由的实质正义，并为实现这一正义而对已偏离自身轨迹的契约自由进行规制。正如古典契约理论创立契约自由原则的意义同样重要，古典契约自由进行规则也是为了实现正义，二者的方向和手段不同，但目的一致。这是深层的经济生活变化的结果。
二十世纪以来，契约理论的发展道路表明契约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从契约法本身的发展历程来看，许多古老规则的最后改变和新规则的出现都是对契约中某些古老原则的重新认识和升华，而且完全脱离为断变化发展的客观现实的规则在不存在的。[17] 因此，契约理论绝对不应当封闭，一成为变，而必须是不断地变更，保持开放的态度。
具体到合同自由原则，其产生和发展与各种对这一原则的限制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发发展的，而且这个过程还将继续，如有新的社会实践就会有新的理论突破，产生新的规则。对此我们必须用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合同自由原则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灵活的市场适应性，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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